我所認識的老道 by 楊愛蘭

我認識謝道時， 始於一九七三年一場戲劇性的擦身而過。 那年歲末， 我從嚴寒的堪薩斯飛到溫暖的加州與我的男朋友李若共度佳節。 李若四個月前才從台北飛抵柏克萊加大， 第一年的外國研究生， 一股拼搏的勁正旺著， 女朋友不女朋友的， 都沒他的研究工作來得重要。 因此晚飯過後， 他又把我帶回他的實驗室， 要我在他的書桌前等一下下， 然後人就鑽進電子顯微鏡室不見了。 他的「一下下」， 從一個鐘頭， 兩個鐘頭， 變成了一整晚。 那個實驗室， 深夜裡空無一人， 陰森森的有點可怕。 幸好我的心情不錯， 就決定唱個歌給自己壯膽。 我先是輕輕地哼， 然後我小聲的唱， 再然後就扯開喉嚨， 把那個實驗室當成了自家的浴室， 全然忘了自己五音不全， 忘了自己一張口就走調。 我唱得正爽時， 忽然聽到遠處有開門的聲音， 然後聽到一串腳步聲走近， 再然後就見到一個陌生的亞洲人， 手捧一疊瓶瓶罐罐， 臉上似笑非笑的， 從我的面前經過。 我張口結舌， 全身僵直的望著他。 他卻兩眼直視， 一眼也沒看我， 一句話也沒對我說， 當我不存在。 我猛然想起李若跟我說過， 他還有一個早他一年來的台灣師兄。 如果李若此刻猶能在實驗室拼搏， 那他的師兄為何不能？ 啊! 我要崩潰了。 師兄選擇對我視若無睹， 當然是為了免我尷尬。 此後他也從未對任何人說起這樁糗事， 對李若都沒說， 成了親戚後更不曾拿此事笑話我。 他是個紳士。 這個紳士， 不但在柏克萊是李若的師兄， 在台大時也是他化學系高一屆的學長。 李若跟一幫大學同學約好了， 畢業後要一起申請到柏克萊加大， 繼續他們互競、 互勉、一起玩、 一起耍嘴皮的快樂日子。 李若第一個結了婚， 我們設在學生宿舍裡的克難小家， 也成了這幫兄弟們打牙祭、 打橋牌、 打麻將的大本營。 他們的道時學長卻選擇不跟他們一起混。 學長在學校裡天天被這些學弟們煩夠了， 出了校門， 他寧可一個人安靜的在家聽音樂。 他因此贏得了一個「老道」的外號， 不只因為他的名字帶個「道」字， 更因為他安靜、 低調、 莫測高深， 像個有道高僧。 不過這個高僧居然有一天動了凡心， 跑到我們家來串門子， 還真嚇了我一跳。 他一進門就說：「嗨! 我買到了兩張冰上馬戲團的票……」 我一聽高興得大叫：「太好了！ 你怎麼知道我已經肖想好久， 卻一直買不到票呢……」 我的話尚未說完， 他的表情已經僵住， 李若也在背後給了我一腳。 感情他不是幫我和李若買的票， 而是想請我的妹妹一起去看。 咦？ 他什麼時候看上我妹？ 李若又是何時開始幫忙的？ 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那個馬戲， 因為老道堅持再去買票， 李若堅決不去， 變成是我、妹妹、 和老道的三人行。 又因為不是同時買的票， 老道很紳士的讓我和妹妹坐在一起， 自己則獨自坐到另一個角落。 他是很無辜的被我擺了一道， 但他也因此贏得了我這未來大姨子的認同。 此後， 看落日、 聽音樂會、 吃燭光晚餐什麼的， 我就不再打擾了。 我的大妹和我只相差十八個月， 我們從小睡一張床長大。 她個性溫和軟弱， 什麼都聽我的。 我做什麼事、 行什麼路， 她也亦步亦趨。 就像大學畢業後， 我申請到堪薩斯大學攻讀碩士， 她畢業後就只申請堪大。 然後我嫁到了柏克萊， 她也跟著轉到柏克萊念博士。 老道應該是很看不慣她這麼沒有自我， 才會對她說：「嫁給我， 擺脫妳姊姊的陰影吧!」 大妹不善言詞， 最是喜歡會說話的男士。 老道的話打動了她， 在他畢業後準到史丹佛當超博士時， 她就學位什麼的都可以不要， 一心只想跟著他去了 。 不然怎麼說， 女大不中留呢！ 一九七六年末， 謝道時和大妹借王教授的家結婚宴客。 客人都還沒散盡時， 就迫不及待的飛往夏威夷蜜月。 夏威夷我也沒去過， 於是就逗他們說：「我也想去。」 他們卻一致回我：「不行! 妳得留下來善後。」 兩年前我和李若蜜月時， 全程都帶著妹妹， 輪到他們時卻不行， 這也太不公平了吧! 老道成功的將妹妹從我的身邊帶開， 也一步步的幫她成熟長大。 李若畢業後隨王教授去了哈佛， 我和妹妹變成東西兩岸相隔， 只能靠電話聯絡。 她在電話裡跟我訴苦， 說婚後最大的苦惱， 是老道一定要她出去工作， 理由是不想她在家裡待久了笨掉。 妹妹和我來自非常傳統的家庭， 我們的學位是讀來當嫁妝的， 不是拿來拚事業的。 我們的母親是純日式的賢妻良母， 三個女兒裡， 大妹最像母親。 她喜歡做家事， 喜歡做菜， 很願意待在家裡當賢妻良母， 可惜她老公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在這一點上， 我贊同老道的想法。 在柏克萊這全美思想最前進的都市待久了， 某種程度上， 我也感受到了女權運動的衝擊， 也相信女人要能自立自強， 才能贏得男人相對的尊重。 所以我也鼓勵妹妹出去工作。 她的資歷資質都不差， 欠的只是經驗。 我說你就附近的藥廠一家家去遞履歷， 半工、 臨時工、 打三個月白工都無所謂， 但求一隻腳能先踏進去。 後來她果然循序漸進的， 在一家藥廠的研究部門站穩了腳步， 得到認可， 獲得重視。 藥廠幾經購併， 幾度裁員， 她都安然無恙， 級別還越升越高。 幾十年後， 她沒變成女強人， 但她樂觀、 自信、 從容、 自在， 活出了自己的樣兒。 她能這樣， 她的老公功不可沒。 一九八零年， 李若和老道先後在馬里蘭州的約翰霍普金斯， 和北卡羅來納州的杜克大學醫學院， 找到了教職。 我們兩家同在東岸了， 但南北相隔， 開車要六、七個小時， 除了逢年過節， 平時仍難得相見。 倒是六年之後， 一起回台作客中央研究院， 我們有幸門對門的， 做了一年的鄰居， 也讓我有機會進一步認識老道。 上世紀八零年代， 是生命科學崛起紅火的年代。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欲順應潮流， 與世界接軌， 也在一九八六年成立了兩個嶄新的所： 分子生物和生物醫學所。 資深海外院士王倬博士接受挑戰， 號召子弟與他回台， 共同啟動其中的分子生物研究所。 嫡傳弟子老道與李若不敢缺席， 雙雙請了長假， 攜家帶眷回台共襄盛舉。 小女子我不甘寂寞， 也趁機要求有個趕上熱鬧， 求取新知的機會。 李若與師兄商量的結果， 決定易妻而教。 也就是說， 妹妹到李若實驗室， 我則到老道實驗室受教。 老道的實驗室用果蠅從事基因研究。 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從一小瓶果蠅胚胎細胞， 大量培養， 以作各項實驗的素材。 這個任務對我來說是小意思。 回台之前， 我在霍普金斯醫學院神經科的一個實驗室已工作了五年， 專事從皮膚切片， 羊水， 或絨毛穿刺檢體養出足夠的細胞， 以檢驗一種罕見的小兒遺傳疾病。 人體細胞我都能養了， 還怕養不出果蠅的嗎？ 豈知我錯了。 人體細胞得固定養在攝氏37度的培養箱裏。 活躍在攝氏 25 度的果蠅細胞， 美國有些實驗室連培養箱都不用， 放在室溫就能活。 我在高溫潮濕的台灣盛夏， 卻是箱裏箱外的， 怎麼都調不出一個穩定又無菌的25度。 我一連養壞了兩批， 第三度洩氣的跟老闆說：「能不能從美國再帶進一瓶？」時， 他嘆了口氣對我說：「唉! 你怎麼全是大腦!」(“Gosh! You are all cerebral.”) 他什麼意思？ 全是大腦！ 誇我知性、 聰明、 有智慧嗎？ 不對! 不對! 全是大腦， 就沒有小腦。 小腦管什麼的？ 管運動、 平衡、 肢體協調的。 他是拐彎抹角的笑我手腳不行， 技術不好。 損起人來連褒帶貶， 讓我半天也沒反應過來， 高明! 高明! 在南港朝夕相處的那一年， 充滿了歡樂溫馨的回憶。 由同學變成同事的李若、 老道和詹姆士沈， 每談起那段日子， 總難忘小巷深處， 他們每天中午都要光顧的那家唯一的牛肉麵店， 總唏噓在離開的時候， 該頒給那個老闆娘一面「惠我良多」的錦旗。 而我在與謝家穿門過戶的往來中， 也感嘆兩個同行的科學家， 原來在家中竟扮演著如此不同的角色。 我的大女兒與妹妹的大女兒同年出生， 從小一個學鋼琴， 一個拉小提琴。 我女兒練琴， 由老媽我監督。 妹妹家的女兒拉琴， 由爸爸看管。 老道自己熱愛古典音樂， 對女兒音樂興趣的培養， 愛之深責之切， 比我認真嚴格多了。 他們家有個流傳的笑話， 說是只要小孩琴拉不好， 老道恨起來， 可以抓起一根弓來， 一折為二， 他老婆只好在一旁不斷提醒：「 別呀! 別呀! 很貴!」 而在我們家， 您可能看到的是， 女兒練琴練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時， 她爸爸及時跳出來， 一把抱開她說：「乖! 不想彈， 我們就不彈， 不彈了!」 結果是， 我的女兒離開家後， 一天都不再碰鋼琴。 而她的表妹卻是將興趣升格成了正業， 進了南卡州立交響樂團， 成了一名職業的小提琴家。 你想她爸爸該最高興了吧？ 不! 他很擔心。 他擔心音樂家會挨餓， 會養活不了自己。 女兒如果只做個熱愛音樂的科學家， 他還比較放心。 都說天下父母心可憐， 其實， 天下父母心， 也最難討好！ 那一年的客座經歷， 使李若和老道， 與中央研究院， 以及台灣各大專院校， 結下了不解之緣。 不但此後短期的訪問、 講演、 顧問、 評審， 連年不斷； 每年暑假自台灣來美加入他們實驗室的研究生， 也絡繹不絕。 所以， 二十幾年之後， 他們會選擇葉落歸根， 先後回台展開事業的第二春， 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二零零九年， 老道之所以會選擇退休， 回台擔任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簡稱「細生所」)所長， 說起來其實是一個無心插柳的結果。 當時這個所的前身， 老舊的動物所， 面臨轉型， 需要尋找新所長， 尋求新生命。 本就是諮訊顧問之一的老道， 領導一個招聘委員小組， 海內外為它求才。 可是眾口能服， 眾望所歸的所長一時難求， 招聘委員就將箭頭內轉， 拱他出來接任。 盛情難卻下， 他慨然接了。 那是一個連根拔起， 不是很容易能下的決定， 但後來卻證明是個明智之舉。 七年來， 我看到他因為有了新的使命， 有如老幹新枝， 老樹發芽似的， 變得更開朗， 更快樂， 更懂交際， 更會說話， 都不太像原來的老道了。 那個李若說起來就頭痛的行政工作， 他揮灑起來卻成竹在胸， 游刃有餘； 那個全名唸起來有點拗口的「細生所」， 在他的調度下， 也與時俱進， 歷經現代化， 有了一番新氣象。 他的回歸， 還使得我的父親， 他的老丈人， 成了另一個受惠者。 大妹結婚之前， 父親從未見過這個二女婿。 他僅憑我和李若的力薦就把女兒嫁了， 心裡其實很沒底。 老道的回台定居， 難得的給翁婿倆一個長期相處， 進一步認識的機會。 老道的父母過世得早， 他在台灣已經沒有家， 他老婆的娘家就是他的家。 他先行回台時， 住在岳家， 與岳父大人同吃同住， 偶而也一起外出吃個小館， 看個電影什麼的。 搬進中研院宿舍後， 夫婦倆仍定期回家陪老父吃飯。 老道從小在台南長大， 台語的聽、 講能力不錯， 與老丈人的溝通， 比他的連襟李若強得多， 老丈人對他自然也就「越看越有趣」了。 我最後一次回台探親時， 父親就曾當面對我盛讚老道「對太太真好! 真好!」 二零一二年， 老道也當選院士時， 我覺得全天下就沒有誰， 比我九十二歲的老父更高興、 更驕傲了。 老天對父親很眷顧。 祂讓父親在臨走的前一年， 有幸分享他的二女婿登上人生高峰的喜悅， 卻無需在三年之後， 面對他驟然離世的痛苦。 我就沒這麼幸運了。 老天讓我在去年十月， 幾乎同時聽到在北卡的小妹得了胃癌， 與在台北的老道得了肺腺癌的消息。 然後又在今年的七月與八月， 先後接到他倆走完人生的噩耗。 猶有甚者， 有鑑於他二人面對病痛的堅強與瀟灑， 我還無權哀傷， 還得打起精神， 同樣堅強瀟灑以對。 今年二月， 小妹在杜克癌症中心開刀， 我從台北飛到北卡去陪她， 住在離醫院最近， 只剩小女兒留守的謝家。 一個月後， 老道也飛來了。 他回來見剛出生的外孫， 也回來尋求新的抗癌療法。 他的肺腺癌發現得晚， 有些腫瘤已轉移至氣管， 已不適合開刀。 我知道他在台北已經開始了一種標靶化療， 而且效果不錯， 沒什麼副作用， 工作與生活都沒受到太大的影響 。 但我不知那個化療也會刺激抗藥性的產生， 可能五六個月之後就無效了。 他其實是在與時間賽跑， 希望在抗藥性發作之前， 能找到其他更好的療程替代。。 他一回來就與杜克的老同事、 老朋友， 諾貝爾獎得主 Dr. Paul Modrich相約吃飯喝咖啡。 Dr. Modrich 早幾年也得了肺腺癌， 還復發過一次， 2015 年之所以還能上台領獎， 得助於那年才通過的 PD-1 免疫療法。 那是針對人體免疫系統所設計， 加倍鼓動自身免疫力以消滅癌細胞的一種化療。 美國前總統卡特的肺癌， 也是這個免疫療法治好的。 聽了這些成功的案例， 得到 了DR. Modrich 的鼓勵， 老道當然也對他的美國醫生強烈表達了想嘗試這個療法的意願。 只是這個免疫療法， 因為太新了， 可能仍藏有未知的危險因素， 也不是對所有的肺腺癌都有效， 因此對病人的選擇， 針對他們的病史， 曾經接受過的療程與療效等， 有一套嚴格的篩選過程， 申請起來非常耗時費事。 而老道最經不起的， 就是等待。 但他積極、 樂觀、 耐心的等了。 等待的期間， 他南下去看了小外孫， 回來後天天與那小不點視頻， 怎麼看都看不膩。 他也積極健身， 每天出門健行， 早晚上下樓梯健肺。 月圓的時候， 他提醒我要拉開窗簾， 因為從我的房間望出去， 可以看到最好的滿月。 鄰居老朋友釣魚歸來叫吃飯， 他也硬拉著我一起去， 因為「黃家的全魚宴， 一定不可錯過」。 他小女兒有分參加的社區樂團有表演， 他親自到場聆聽； 大女兒在南卡的演出， 無法親臨， 就打開電腦， 上網欣賞直播。 小妹的開刀復原不太順利， 我不要他去探望， 怕他觸景傷情。 但他還是堅持跟我去了一次。 見了全身管線披掛， 一呼一吸都是掙扎的老妹， 他只是神色淡定的微笑問好， 還陪她在走廊上「牛步」了兩圈， 未見一絲神傷。 但是， 在走出醫院時， 他忽然對我說：「杜克花園就在隔壁， 花快開了， 該去看看。」 我聽了一陣心酸。 他到底還是傷感了。 他這麼認真的想重溫人世的良辰美景， 花好月圓， 如此努力的要抓住平常生活的每一絲小喜小樂， 無非都是對「生」的留戀。 但做為一個生命科學研究者， 他卻又比誰都清楚， 現實也許已經時不我予， 來日可能無多了。 他是該有多無奈呀! 花開的時候， 我果然去了那個杜克家族的名園。 我在二月隆冬時節，帶著沉重的心情來到北卡， 由於小妹情況的反覆， 歸程一延再延， 竟然捱到了春暖花開， 趕上了一園的花團錦簇， 老天這是在安慰我， 還是在跟我開玩笑呢？ 可是老道卻對賞花猶豫了。 他的身體虛了， 對乍暖還寒的四月天， 有點畏懼了。 大妹和我， 還有來探望他的老同學，在花園裡拼命呼喚：「太陽很大， 一點不冷， 快來! 快來!」才把他喚出了門。 接著， 他就又開始咳嗽， 呼吸不順， 晚上睡不好覺了。 他的舊藥已經失效， 新的療程又還未獲准， 醫生建議先做一輪放療， 把卡在氣管的腫瘤先縮一縮再說。 放療很傷身體， 很耗體力。 五月初我準備回台的前一周，大妹先行返台報稅， 老道的姊姊、姊夫從聖地牙哥飛來照顧他。 謝姊姊是長我十屆的外文系學姊， 姊夫是聖地牙哥加大英文系的教授。 我們三個學文的難得湊在一起， 晚飯後擺起龍門陣， 可以哲學、 宗教、神話、 古文明的天馬行空， 天花亂墜。 老道的閱讀很廣， 我們談的他都有興趣。 精神好時他會坐在一旁聆聽， 累了就獨自上樓睡覺， 就是再沒力氣跟我們辯論了。 我離開的那天， 姐姐、姊夫帶他去醫院做第三次放療。 上車前， 我故作輕鬆地跟他說：「加油! 你不會有事的。」 (“Cheers! You are going to be fine.”) 他笑對我說：「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I knew you were going to say that.”)。 我還能怎麼說呢？ 我不想道別， 以為這樣他就可以不走。 但天不從人願， 那一別， 是永別。 八月四日， 大妹平靜地傳來「老道走了!」的消息。 我聽到了還是很震驚。 不是震驚於它的發生， 而是震驚於它來得這麼快。 免疫療法的申請終於通過了， 進行了， 而老道卻已虛弱得承受不起那個折騰了…… 十月二十六日， 我坐在「細生所」煥然一新的演講廳， 聆聽上至副總統、 中研院正、 副院長、 各所所長， 下至他的同事、 朋友、 學生對他的追思。 聽到他們將老道立德、 立功、 立言的全方位讚為完人， 我很感動， 也很為他驕傲。 妹妹上台致謝， 告訴眾人， 老道臨走的時候說：「我的人生無憾。」 我相信， 他真是這麼想的。 11-5-2016 愛蘭寫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