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奶讀「關山奪路」「巨流河」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感

Angela Liu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學姐，自稱花名安師奶，57外文。 她覺得讀書會的人有點偷懶，每次偷溜進來都看不到東西，所以特地自告奮勇寫了三本書的讀書報告湊成一篇文章。 ----------------------------- (1) 為何而書 每次回台北， 第一件事做的， 就是到敦化南路的誠品書店報到。 臨別， 則會到西門町的玫瑰唱片行逛逛。 零五年夏天， 在誠品買了散文大家王鼎鈞的自傳第三部，「關山奪路」。 零九年四月， 則買到了它的完結篇，「文學江湖」。 兩書都是五百頁上下的篇幅。 但完結篇涵蓋了鼎公在台灣長達三十餘年的文學生涯， 而 「關山奪路」， 只寫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的國共內戰。 那四年， 驚心動魄。 半年後， 在書店看到熱賣的是， 英美文學大師齊邦媛教授的自傳「巨流河」， 還有前文化局長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朋友才剛送了我一本厚厚的「巨流河」， 回台前曾匆匆看過一遍， 知道八五高齡的齊教授， 夫子自道， 寫內亂， 寫外患 ， 希望還來得及為受苦受難的東北鄉親， 還有自己的父親， 說幾句公道話。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回台前， 就在網路上聽說了。 很好奇， 一九四九三年之後才出生的她， 憑什麼寫一九四九？ 寫信問台北的小孫「看到沒？ 如何？」 小孫說「買了， 看了， 回來借你。」 臨上飛機， 她又追加了一信：「老周說書裏除了三兩條， 沒他不知道的， 不收藏了， 這書送你。 」 老周是小孫的老公， 大學時， 就已是無所不知的架勢， 今日功力大概更高了。 老周可以臭屁， 我遠居海外， 孤陋寡聞， 不可以。 到達父親的住處時， 小孫的書已等在那兒了。 其實， 我是回來渡假的。 這種書不適合渡假的時候看。 但那裏忍得住?！ 兩個晚上， 就把它解決了。 兩個妹妹比我還早回台。 這書， 大妹已先睹為快， 小妹則在瞄了一眼書名後叫道：「天哪！ 已經六十年了， 還在吵這些呀！」 您別說， 她還?說出了我心裏的一個疑團。 我讀這幾本書， 並不是因為喜歡中國近代史， 而是因為喜歡書的作者。 我只是奇怪， 他們三人怎麼會不約而同的， 在相近的時間裏， 選擇 同一段歷史， 來大書特書？ 細想一下就明白了， 因為心裏著急。 他們著急有些事， 有些話， 有些實情， 有些真相， 有些冤屈， 有些誤會， 像所有打有日期的罐頭一樣， 再不說出來， 怕要過期。 我這是借用導演王家衛的經典名劇「重慶森林」裏的鳳梨罐頭， 來度三位作者之意。 電影裏， 二十五歲的失戀警察何志武， 在四月三十號深夜， 吃了三十罐五月一號到期的鳳梨罐頭。 鳳梨是女友小美的最愛， 五月一號是他的生日。 他用這個壯舉， 宣布「這段感情， 過期了！」 然後他在酒吧發誓， 從那一分鐘起， 要愛上第一個進門的女人。 用過期的罐頭比擬消逝的戀情， 很有意思。 我以為， 它比擬的範圍， 可以繼續延伸。 如果感情有時限， 會過期， 可以被遺忘，可以被取代， 那麼其他的， 如十二年的記憶， 半生的痛苦，一腔的 國仇家恨， 一代人共鑄的歷史， 不也一樣嗎？ 如果這樣的記憶罐頭也要蓋上有效期的話， 應該是多長？ 六十年， 夠不夠？ 二零零九年， 是國民黨潰守台灣的第六十年， 也是「新中國」建國的第六十年。 海峽對岸早早就在大事鋪張， 粧點他們的一甲子國慶。 隔了整個太平洋， 我都可以感受到那刻意經營的太平盛世和普天同慶。 例如我的裝有小耳朵的電視裏就忽然出現了好多特別節目， 有歌舞昇平的， 有歌功頌德的， 更有說不完的建國六十年回顧。 講的當然是共產黨怎麼得勝， 解放軍如何英勇， 這個戰役所向披靡， 那個戰役兵不血刃的光榮史。 而台灣呢？ 在台灣， 親歷「倉皇辭廟日， 揮淚對宮娥」的一代人， 已是花果飄零， 垂垂老矣 ， 很可能什麼都來不及說， 就要走了。 歷史， 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今日的中國共產黨， 正以「勝利者」的姿態， 在重塑一段歷史； 用「勝利者」的觀點， 做「勝利者」的詮釋。 問題是，「失敗者」的同代人王鼎鈞和齊邦媛， 以及「失敗者的後代」龍應台， 能讓那觀點， 那詮釋， 成為那段歷史唯一的聲音嗎？ 當然不能。 因為不能， 所以才要大書特書。 所以王鼎鈞才要窮三十年心力， 寫皇皇四部自傳 ， 為歷史留見證； 所以齊教授才要拼著命寫巨流河到啞口海的一路艱辛， 在史上留一筆； 而後繼者龍應台， 更不忍見一代人抱憾以終， 是以南北急走， 且尋且訪， 為歷史搶救即將消失的聲音。 歷史， 本就應該有很多面目， 很多不同的聲音。 (2) 關山奪路王鼎鈞 也許是有意， 也可能是巧合， 二零零五年，「關山奪路」出版的時候， 距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 剛好六十年。 而這本書就是從一九四五年寫起。 是時， 距上一部「怒目少年」的出版， 已過了十三年。 「怒目少年」寫少年王鼎鈞逃出山東， 一路西行到敵後當流亡學生的過程。 「關山奪路」， 則是他的返鄉之旅。 這趟回家的路， 他醞釀了十三年才寫成， 可見下筆有多沉重， 內心有多感慨， 往事， 有多麼不堪回首！ 一九二五年出生的王鼎鈞， 屬於近代中國最苦命的一代。 他生不逢辰， 生於亂世， 長於戰亂， 打過游擊， 上過戰場。 他也生不逢地， 山東蘭陵， 日本人要占， 共產黨也要奪。 抗戰勝利， 剛脫出日人掌控的家鄉， 旋又落入共黨之手。 歸心似箭的青年王鼎鈞， 有家歸不得， 茫然無措， 流離失所。 王鼎鈞從小就被父母牢牢灌注身為長子的責任。 是長子， 就得為父母分憂， 照看弟妹。 為了擔起這個責任， 一直喜歡讀書， 也受師長賞識， 中學才剛畢業的王鼎鈞， 決定棄學從軍了。 他是自己做的主， 不是被抓兵， 卻也難免被欺被騙。 他以為從軍後會被送到北平， 到北平後會有機會繼續升學， 他天真的相信了憲兵學校招兵啟事上所有的承諾。 對此， 他是有怨的。 他怨流亡中學的校長和老師， 明知招兵滿是謊言， 卻保持沉默， 沒有保護學生， 給予警告， 無異幫兇。 他也怨當時的各路軍馬， 「以『國家』之名行騙， 不可原諒。」 但是王鼎鈞以今日之我寫昨日之我， 內心已然沉靜清明， 不慍不火 。 也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若不是從了軍， 那有機會一路跟到台灣？ 若不是當了兵， 最底層的憲兵上等兵， 怎可能近距離的「 眼看他起高樓， 眼看他讌賓客， 眼看他樓塌了」？ 六十年後， 這個當年耳聰目明， 纖細易感的卑微小兵， 用最細膩的筆法， 連綿不絕的?節， 詳盡的告訴我們， 國民黨是如何失去那片大好江山。 功力就在那些細節， 批判也在那些細節， 就看讀者能瞧出多少。 比如他說 新兵是用卡車大清早悄悄運出城的。 走在路上的一老農被車子揚起的煙塵驚嚇摔倒。 車上的新兵見了哈哈大笑， 地上的老農趴著憤恨不已。 寫這麼個 小故事， 就是想說當時的軍與民， 不齊心。 當兵的有優越感， 覺得自己高「民」一等。 如果還是個學生， 王鼎鈞可能會去扶起那個老農。 當了兵，他「同流合汙」了。 王鼎鈞用另外一個小故事， 反映軍隊形像的江河日下。 他所屬的憲兵第六團， 被派到東北協助接收。 在葫蘆島等火車去瀋陽時， 他發現火車站上沒有人夾道歡迎， 只有一個老婦人提著水壺問有沒有人要喝水。 他說那是他記憶中唯一的一次「壺漿迎軍」。 是的， 這些兵要再次見到簞食壺漿， 夾道歡迎的場面， 得等到在台灣登陸的那一刻。 可惜那一刻， 他們還是沒掌握好， 讓一群翹首引頸， 以盼王師之人， 傷透了心。 這兩個小事件想說的是軍民之間的質變。 抗日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時， 愛國青年， 投筆從戎， 爭先恐後。 一般百姓， 捐輸救國， 也不遑讓。 抵禦外侮， 軍民一體， 萬眾一心。 抗戰勝利後， 國共相爭， 戰事還在繼續。 但打了八年戰， 如今只想回家過 好日子的老百姓可不太願意了。 打仗不再是「神聖」的事， 軍民之間也沒有了共識。 補充兵源變成一個難題。 軍隊得各顯神通的招兵， 老百姓卻想方設法的逃避 。 這樣， 兵的素質只能越降越低， 軍隊的形像也越來越差。 而新兵的打罵教育， 不但對質的提升， 於事無補， 可能還使問題， 變本加厲。 讀書人卻無奈當了兵的 王鼎鈞， 講起新兵訓練， 刻骨銘心，全然否定。 一年的訓練， 他寫了整整兩章， 一句「這是沒知識的人打有知識的人， 行騙的人打被騙的人， 吃飽的人打吃不飽的人」就說盡了他的感受。 新兵是怎麼鍊出來的？ 打出來的。 新兵身上滿是老百姓的習性， 打就是要打掉那些劣根性， 使他們由「老百姓」變成「兵」。 但是施行訓練的人， 沒有分寸， 把合理的「訓練」， 不合理的「磨練」， 都用自創的「折磨」實行之。 他的控訴我聽得很耳熟。 我的老公， 還有他的一幫同學朋友們， 每講起上成功嶺， 每講起在台灣的兩年兵役， 也一樣的刻骨銘心， 畢生難忘。 這些人總懷疑當年訓練他們的人以虐人為樂。 如果他們能聽到王鼎鈞講的這些， 就能知道那是傳統， 而且對他們已經很手下留情了。 我沒當過兵， 不知個中滋味。 但我總覺得，那個年代的人罵人「老百姓」， 就像這一代的人罵人「農民」一樣， 充滿歧視。 果然， 王鼎鈞接下來就說出了相同的感受。 他說：「 這樣訓練出來的兵， 與百姓對立， 以百姓為恥」， 「 這樣污辱老百姓， 醜化老百姓的教育……教育出幾百萬卑視百姓， 欺凌百姓的官兵來」。 他是說到重點了。 國民黨坐失江山， 應該是因為先失了民心。 而錯失民心， 就因為心態有問題。 它的軍事教育， 講「效忠」，講「服從」， 不講「愛民」。 不在乎「老百姓」的兵， 吃白食， 看白戲， 不但「老子命都不要了， 拿你一點東西算什麼」， 借住在廟宇時， 連菩薩身上的衣服也能扒了。 這樣的軍隊， 怎麼得民心？ 怎麼保江山？ 反觀共黨的八路軍是怎麼訓練的呢？ 他們的「齊步走」， 「向右看齊」不用像天橋耍把式的那樣好看。 他們只需學習怎麼揹炸藥， 怎麼對付國軍的坦克。 他們不住民宅， 不借廟宇， 穿鄉過鎮時， 還「老大爺， 老大媽」的叫得親熱。 他們不用背文言文寫成的， 深奧難懂的校訓守則， 只需叫響一句簡單明瞭的口號， 「人民的軍隊愛人民」。 所以， 當國民黨的軍隊， 一仗戰得比一仗艱辛時， 解放軍卻像滾雪球似的， 越滾越大。 有比較就有批判， 是這樣的批判， 使人看得心驚肉跳。 受完訓的憲兵上等兵王鼎鈞， 先被送到南京上海待命， 再被運往東北維持秩序。 然後又從東北一路潰敗， 逃回上海。 在江南， 他曾憂心「 隔江猶唱後庭花」的都市繁華， 會腐化同為關中子弟大周小周的心。 在東北， 他感嘆一場「接收」變「劫搜」， 果然使乏人教導的大周小周為貪婪喪了命。 成了散兵游勇的他， 無人理， 沒人管， 受過傷， 行過乞， 被俘過， 被放過， 關山奪路， 九死一生。 最後，上海也失守了。 江山易幟， 兵敗如山倒， 國民政府的追隨者， 到此已是山窮水盡， 無路可奪， 只有怒海可奔了。 就在戰火燒到腳後跟時， 王鼎鈞等到了一艘去而復返的運兵船， 上演了一幕驚魂記。 爭先恐後搶上甲板之際， 他努力的把父親推上了船， 自己卻失手了。 單手吊在船欄， 眼看就要掉到海中餵魚， 卻不知從何處伸出一隻手拉了他一把。 這一幕，驚心動魄， 比戲劇還戲劇。 也難怪他要信上帝， 那一拉， 讓王鼎鈞， 不！ 那時他冒名頂替，叫王鶴霄， 平安抵達台灣。

─ 讀「關山奪路」， 「巨流河」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感 ─ （之二） 到了台灣以後的王鼎鈞， 從軍中作家， 而廣播編劇，而 副刊編輯， 而報社主筆， 而專業作家， 而眾望所歸的散文大師， 終至今日文壇尊稱的「鼎公」。 我因為沒有看作者履歷的習慣， 初讀到他的書時， 並不清楚他的成就， 只是單純的被他的文字風格所吸引。 王鼎鈞的文字， 千錘百鍊， 行雲流水， 鉛華洗盡， 充滿智慧。 就是用這樣的文字， 他讓討厭戰爭， 害怕血腥， 絕不看恐怖片， 對晚清以後的歷史避之唯恐不及的我， 甘心聽他講國共會戰， 道長春圍城， 分析時勢之不可為， 月旦將軍之所以敗。 我難過， 我痛苦， 我真不想聽， 我真不忍聞。 但我已被緊緊的抓住， 不能不聽， 也捨不得不聽。 我， 畢竟還有對真相的一絲好奇， 還有面對歷史的一點勇氣。 我其實最感興趣的還是， 文藝青年王鼎鈞當年何以能抵禦左傾思潮， 堅持反共？ 當然他的地主家庭背景是一個原因， 他的基督教背景是另一個原因。 但最主要的還是他的稟性。 王鼎鈞謹小慎微， 不激情， 不浪漫， 習慣用邏輯思考， 不用「一腔熱血」做判斷。 他還很幸運， 在最叛逆的青少年時期， 苟藏性命於一個窩在山坳裏的流亡中學 ， 逃過了共產主義革命思潮的滲透。 當了兵的王鼎鈞窮得買不起書， 卻很認真看報。 各黨各派正的反的言論都看， 不惑於一家之言。 在南京上海的時候， 他還很仔細聽蘇北解放區來的難民講他們的遭遇。 他相信他們說的不分良莠， 不辨忠奸， 只想翻它個底朝天的「土改」， 也正在他鄰近的魯南家鄉進行著。 但他也很悲觀的說， 這種階級鬥爭， 距一般人的經驗常識太遙遠， 不可思議， 難以相信。 所以， 上海人不信蘇北逃來的， 廣東人不信上海逃來的， 台灣人也不信上海和廣東一齊逃來的。 在瀋陽一家已被劫搜一空的日本人的圖書室裏， 王鼎鈞搶救了一套正要被扔到大街上的書。 那是 六本精裝的， 印刷精美的現代中國文學選集。 除了作者簡介用日文外， 正文全用中文排版。 王鼎鈞如獲至寶。 書裏選的， 清一色是當紅的左派作家， 如魯迅， 巴金， 老舍， 郭沫若， 冰心等。 他們的作品為當時方興未艾的讀書會視如經典。 王鼎鈞卻是差一點找不到能寄放這些書， 能坐下來讀這些書的地方。 自己住的兵營當然不可以。 中藥店的小角落怕碰到來買春藥的長官也不能待。 教堂的牧師告訴他， 在上帝的地盤只能讀上帝的書。 只有地藏庵的女尼， 給他倒一杯清茶， 放一本經書在他桌角， 任他來去， 不置一語。 他始終也沒翻開一頁佛經來讀， 但他說佛門寬大包容， 而「天堂的門是窄的」。 王鼎鈞不喜歡魯迅， 說他憤世嫉俗， 刻薄寡恩。 其他的作家， 除了沈從文， 也沒什麼好感。 他說那些「寫實」小說， 預設結論， 預設場景， 再照章編故事， 不可信。 他認為共產主義， 太強調仇恨， 沒有愛， 基本上是「恨世的」。 耐人尋味的是， 從小熟讀馬太福音的王鼎鈞， 居然將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相提並論。 他說基督教要人一心嚮往天堂， 也是「恨世的」。 基督教的聖經， 因為遍佈世界的教堂， 而傳遍天下。 紅色作家所散播的革命思想， 如野火燎原， 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的讀書會， 就是它的教堂。 我很有同感。 台灣的禁書解禁之後， 我也惡補了一些三零年代作家的書。 喜歡的也只有沈從文。 像魯迅， 錢鍾書等， 我敬而不愛， 就因為他們語多刻薄， 不夠厚道。 中國人還是溫柔敦厚一點才好。 但我下這結論的時候， 已是事過境遷的八十年代， 從未經歷過戰亂， 生活在資本主義富裕的社會裏， 受過現代主義的洗禮， 知道文學可以為藝術而藝術， 不用以服務為目的， 所以我可以說得輕鬆。 王鼎鈞在顛沛流離， 人心低迷， 社會風氣一片敗壞的那種年月， 能逆向思考， 向新思潮說「不」， 不簡單！ 不容易！ 是他比較固執膽小？ 還是他心裏透亮？ 兩者都有吧！ 女作家於梨華在紐約就曾問他當年為何沒被「拉過去」？ 他引用阿Q 的 話， 幽默的說， 「他們沒叫上我」。 在上海的最後時刻， 也有友人問他這小人物何必要忠貞到底？ 他說國民黨， 共產黨都壞。 但共產黨的壞他沒底， 國民黨的壞， 他還知道怎麼應付。 所以他選擇國民黨。 兩壞之間取其輕者？ 好無奈哦！ 就好像今日的台灣人面對爭吵不休的國民黨和民進黨一樣。 不同的是， 今日的台灣還有一個第三選擇的共產黨在一旁虎視眈眈， 頻頻招手。 王鼎鈞說自己到台灣的時候， 「人格已經破敗了」， 是基督教救了他的靈魂。 他也說五十一歲， 毅然決然提早退休移民到美國時， 「已經死了」， 是佛學使他又活了過來 。 他之所以再度離鄉背井， 遠渡重洋， 就是想要有一個不受干擾， 完全自由的寫作環境， 好寫出他此生最重要的作品， 他的自傳。 過去的一生， 他要誠實面對， 毫無顧忌。 他做到了。 「關山奪路」， 寫得誠實， 寫得勇敢。 有知識份子的省思， 也有宗教家的情懷。 他勇於批判自己人： 他指責國民黨領導無方，誤國誤民； 他控述蘇聯雖是同盟， 卻是惡行惡狀。 他也不避諱說敵人的好： 「國民黨的雞自己抓， 八路軍的雞送到家」，「零下四十幾度， 土衣布鞋的八路軍怎麼就凍不死， 還出來扒鐵路呢！」，這些話就是感嘆共產黨得人心、 士氣高。 他更不惜用一整章的文字， 來描述在偽滿州國見到的日俘日僑。 他說那時等候遣返的日僑 ， 只能靠擺攤度日了， 卻仍然保持整潔， 不破不爛； 已經投降了的日軍官兵， 都淪為苦力了， 仍然進退有度， 秩序井然 ； 而被中國男人當出氣筒， 恣意欺凌， 予取予求的日本女人， 更是逆來順受， 不抱怨， 不抵抗， 只求以此換取她們的父兄少受點罪， 並得回一點男人的尊嚴。 王鼎鈞歷經八年抗日， 國破家亡， 應該是很恨日本人的。 但看到他們留下的這種「去思」， 他也不禁覺得這樣的民族可敬可怕， 也忍不住要說一聲， 「日本男人虧欠中國人， 中國男人虧欠日本女人」。 這樣子的話有多少人敢說敢寫， 而不怕被扣帽子？ 就憑這種勇氣， 這份誠實， 這本書， 就值得你看。

── 讀「關山奪路」， 「巨流河」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感 ── （之三） (3)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 「巨流河」是英美文學大師齊邦媛教授的自傳。 一生為他人作嫁， 為東西文化搭橋的她， 在八十高齡上， 終於決定為自己自述一番。 這自傳， 一半為自己， 一半為父親而寫。 父女二人是生於遼寧鐵嶺的東北人。 遼寧的母親河， 遼河， 在前清時候叫做巨流河。 父親出生於二十世紀的前一年， 一生為東北的同胞而奮鬥， 是個英雄鐵漢， 是以 齊教授用巨流河紀念父親。 啞口海是台灣最南端的一彎清流， 據說滔滔巨浪到此就消聲滅音。 齊世英先生自東北巨星般的崛起， 最後在台灣落寞無語的告終， 就像滔滔的巨流河奔到了啞口海， 英雄走到了末路。 屬於父親的: 用巨流河來紀念父親是有深意的。 因為決定父親一生命運， 讓他終生遺憾的就是一次「渡不過的巨流河」。 而齊老師在講述那個事件時，好似給我上了一課東北歷史。 國民政府北伐之前， 中國的華北與東北群雄競逐， 軍閥割據。 大軍閥張作霖在占有東北之後， 屢屢派兵進關到華北搶地盤。 一九二五年歲末， 他的東北奉軍卻發生了一次驚人的兵諫， 差一點就把他拉下了馬。 兵諫的主角是奉軍的新軍領袖， 張作霖的愛將郭松齡。 郭將軍是直奉戰爭的常勝將軍， 卻認為那樣的內戰徒耗實力沒有意義。 他力諫張作霖退出華北， 保存實力， 效法明治維新， 富國強兵， 以對付俄國和日本對東北日漸明顯的覬覦。 他的世姪 齊世英， 留日留德， 有世界觀， 跟他英雄所見略同， 被他延攬， 倚為股肱， 與他一起倒戈。 不幸目光短淺的張作霖無法接受郭的諫言， 以致自家兩軍隔著巨流河對峙。 由華北回師的郭軍勢如破竹，只要過河打到瀋陽大事就成了。 可惜在「張家人不打張家人」的心理攻勢下， 最終陣前瓦解， 功虧一簣。 郭松齡逃亡被追及槍決， 曝屍三日。 齊世英尋求日本的政治庇護， 成功出逃。 家鄉， 可是再也回不去了。 這個失敗的兵諫， 不只是郭松齡和齊世英的不幸， 也是整個東北的不幸。 郭松齡能高瞻遠矚， 齊世英有不世之才， 可惜他們沒有碰到明主。 他們敗給了張作霖的狹隘無知， 也敗給了東北人愚昧的，只有家， 沒有國的「家天下」思想。 東北資源豐富， 沃野千里， 但它沒有走上「現代化」， 沒能變富變強， 也就注定了日後成為砧板上的?肉， 任日人俄人宰割的命運。 東北的命運， 牽扯著中國的命運。 而對東北命運至為關鍵的那個兵諫， 我卻從未在史書上讀過。 如果不是我孤陋寡聞， 那就是像這樣「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故事， 在那個時代太多了， 不值得記載。 但對於年華正盛，充滿理想， 滿懷抱負的齊世英， 那可是終生的?憾。 如果那次逆反成功了， 中國近代史搞不好要改寫。 天不佑中華， 所以老天沒讓郭松齡齊世英渡過那巨流河！ 大難不死的齊世英， 迂迴輾轉， 到了南京， 受到英雄式的歡迎。 那一路的逃亡， 中國人要殺他， 日本人保護他， 德國人掩護他 ， 還真反諷。 中國人說他「吃張家的飯， 反張家的人， 不可原諒」。 日本人保持中立， 但堅持國際人道主義， 盡力維護他的安全。 張作霖的軍隊包圍日本領事館半年， 領事吉田茂， 有政治家的風範， 絲毫不為所動。 他看不起「馬賊」張大帥， 卻很欣賞齊世英， 還助他逃亡。 齊世英的女兒齊邦媛痛恨發動戰爭的日本人， 對他們為成千上萬人造成的傷害不能原諒。 但她說到日本人吉田茂， 沒有一句惡言。 她費了一些筆墨介紹吉田茂， 比如他的出身， 家族對他的栽培， 還有他戰後出任日本第一任首相， 培養下一代優秀的外交官， 造就了所謂「吉田學校」等事跡。 這種認可並不是單純的出於感恩， 還更表現出了讀書人實話實說， 好就是好， 不因對方是敵人就說成壞的風骨。 同時， 也是一種反筆吧！ 用吉田茂的事功， 來感嘆中國的國無?主， 家無能臣， 出不了如吉田茂這般的政治家。 是一個女兒為父親的「有志未伸」有感而發。 齊世英到南京的時候， 國共還是一家人。 因為認同三民主義， 他選擇加入國民黨。 開始還頗受中央倚重， 曾負責東北的黨務長達二十年。 他成立的東北協會負責東北的地下抗日工作， 照顧流亡到關內的東北同胞， 協助黃埔軍校招收東北青年， 成立國立中山中學收留東北的流亡學生， 並創辦「時與潮」等雜誌為封閉的中國內地引進外界的新思潮。 是以他應該是國民黨的一個幹才， 為黨辦過很多實事。 可是他與所熱愛的黨後來卻漸行漸遠。 先是蔣中正把西安事變的帳算在他頭上， 說張學良是被他逼反的。 再是勝利後接收東北， 中央不信任東北人， 派了完全不了解東北的江西人熊式輝主持， 導致東北再度淪陷， 令他傷透了心。 來台之後， 他的自由思想與當道的戒嚴格格不入， 終於在 一九五四年， 因為在立法院反對電力加價(為軍費買單)， 被開除黨籍。 此後他與雷震等鼓吹思想自由的黨外人士密切往來並共同籌組新的黨。 雷震因「自由中國」雜誌被捕時， 要不是東北籍的立委們聯合力挺， 他差點也要跟著入獄了。 雖然與黨漸行漸遠， 但君子絕交， 不出惡言。 齊世英晚年病重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為他做口述歷史， 他說到一九四九之後就不說了， 選擇沉默以對。 女兒不解父親的沉默， 所以寫此書也有為父親做補充之意。 最令人傷感的是， 女兒說一生堅忍不拔， 從不落淚的父親， 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裏， 常常哭泣。 他悔恨讓很多東北同志白白犧牲了； 他也覺得對不起犧牲者的親屬； 沒有及時接他們出來， 使他們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倍受苦難， 是他的牽連， 是他的錯。 曾經中流砥柱， 挺過恩怨紛爭的黨國大佬， 回首前程， 竟是在一片自省自譴中凋零， 哀哉！ 屬於女兒的: 齊邦媛有一個不平凡的父親， 就注定了她的人生， 也不會太平凡。 她是王鼎鈞的同齡人， 王鼎鈞經歷過的， 她也大都逃不掉。 不同的只是， 王鼎鈞身為男兒， 有淚不能輕彈。 女兒家齊邦媛， 可以任自己多愁善感，在淚水中成長。 六歲才得以出關與父親相聚的她， 卻因父親的工作， 有個不斷改名換姓， 不斷搬家， 不斷換學校的童年， 以致於早上上學前要先問媽媽一聲， 「我今天姓什麼？」 她趕上了南京大轟炸， 她趕上了世紀大逃亡。 被戰火追著趕的日子裏， 她失去了一個妹妹， 幾乎失去了母親。 跟她一路顛沛流離的同伴中， 一個跟她說「我的父親是被日本人燒死的」， 另一個跟她說「我父親的頭被掛在城牆上」。 一次轟炸後回到家， 她發現鄰居被炸死了， 自家的屋頂被轟掉半邊， 廚房沒了， 鍋裏的飯卻煮熟了。 她沒有猶豫太多， 掀開鍋子， 把飯吃了。 戰爭， 使眼淚流盡， 使心靈麻痺， 剩下的， 是生存的意志。 惟一可喜的是， 雖然戰火連年， 卻絃歌不輟。 人也只有到了如此危急存亡之際， 才能體會為國家存命脈， 為文化續香火的緊要。 教書的， 讀書的， 同感迫切。 是以關山千里， 步步艱辛， 學校還是要帶著走， 學生也要帶著走。 只要能找到破廟三間， 空地幾許， 炮火再猛， 傳道授業解惑仍然要繼續。 王鼎鈞的聯合二十二中是這樣， 齊邦媛的國立中山中學或南開中學也是這樣。 總覺得他們那一代的人， 讀書讀得比我們這一代的扎實多了。 因為抵著冷風， 就著媒油燈的啃讀， 或者在暗無天日的防空洞裏的背誦， 得來不易， 特別深刻。 而我們戰後的這一代， 在可以遮風避雨的教室裏跟老師討價還價， 「這段要不要背？」 「那段要不要考？」 漫不經心， 考過就忘。 更令人羨慕的還有那一代的師生之情。 流亡學生的家長把子弟託付給學校， 學校也就兼負家長的責任。 老師們既要是嚴師， 也需是慈母， 要傳道授業， 也要噓寒問暖。 同是流亡學生， 齊邦媛可比王鼎鈞幸福多了。 父母一直離她不遠， 她也一直有家可歸。 那個家很溫暖， 收容了許多孤苦無依的東北學生。 那個家也大力支持， 使她念完了中學， 又順利的上了大學。 那樣的時代， 少不了可歌可泣的故事。 而可歌可泣裏又怎能沒有愛情？ 八十高齡的齊教授果然沒有令我們失望， 她給我們說了一個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愛的故事。 王鼎鈞說那個故事可以拍成電影。 但那種感情哪！ 若有似無， 欲語還休， 還沒開始， 就嘎然而止， 都不知道稱得上初戀否？ 可是， 淒美是無疑的， 刻骨銘心也是一定的。 那個有情有義又不幸的男主角叫張大飛。 他的父親是被日本人燒死的抗日英雄， 國仇家恨使他十八歲就投筆從戎， 當了一名飛將軍， 後來還成了中美混合編制的十四航空隊的一員。 他把齊家當成自己的家， 他也愛護齊邦媛如自己的妹子。 十九歲開始在天上飛時， 他的家書是寄到齊家的， 而齊家由十三歲的邦媛負責回信。 如期寄到的回信使飛在天上的心變得篤定， 而地上的邦媛知道天上有大飛哥哥的保護也不再害怕。 他們相知相惜， 無話不談， 但他們難得見面。 一九四三年， 她高中即將畢業， 他奉命移防雲南， 他們在校門口匆匆一會， 匆匆話別。 猛然間見到長大了的邦媛妹妹，他一時衝動， 脫口就說， 「 變得如此美麗， 教我怎能不愛！」 唯一一次的表白， 說了就後悔。 自知是隨時有可能為國犧牲的人， 愛她就是害她。 所以他又回去當他的「大飛哥哥」， 不再談感情， 也不贊成 她轉學西南聯大離他近點。 一九四五年五月， 抗戰勝利的前三個月， 張大飛在河南信陽上空出任務， 一去不回， 結束了短暫只有二十七年的生命。 邦媛妹妹在家裏收到一袋大飛永遠帶在身邊的遺物， 她寫給他的每一封信， 久久不敢打開。 命運對張大飛何其殘酷， 大飛摯愛的主也沒好好保佑他。 但齊邦媛卻在大飛死後歸依受洗了。 日日翻閱他的聖經， 夜夜感受他的存在，以此回報他的情深， 以此寄託她的意濃。 好感人哪！ 因為短暫， 所以淒美。 一甲子也不能或忘， 當然刻骨銘心。 很不幸， 張大飛以生命換來的勝利， 沒給齊邦媛帶來多少歡樂， 卻是更添了動盪。 在學校裏， 開始有同學逼她思想「前進」， 有朋友勉強她示威鬧學潮 ， 更有親如姊妹的在要她參加讀書會不果後白眼相向。 在回家的船上， 她看到成群的新兵被綁在船上哀嚎， 跳水逃跑的又被亂槍掃射。 她不能表示同情， 只好關上門眼不見為淨。 政局使人非左即右， 連埋起頭來當鴕鳥也不許了。 一九四七年夏， 大學剛畢業的齊邦媛， 拎著一張寫在毛邊紙上的聘書， 選擇避秦到台灣大學當助教。 那個選擇， 明智又幸運， 不但走在了四九年的難民潮之前， 又落在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半年之後。 是以她還能有餘裕， 適時選了個可靠的， 把自己嫁了。 那個克難中成立的小家， 兩年後， 倉皇過盡大江南北逃來的親朋戚友。 從此， 她將眼淚拭盡， 將浪漫留在書裏， 人生的道路上， 一步一腳印。 從此， 一棵風雨飄搖， 弱不禁風的小草， 在台灣落地生根， 長成一棵大樹， 一棵支撐台灣文學的大樹。 齊邦媛在事業上無疑有比旁人幸運的地方。 齊家豐富的人脈關係， 使她在面臨抉擇， 舉棋不定時， 總有名師指點， 或有高人給予機會。 但機會只給有準備的人。 書讀得扎實的齊邦媛， 在機會敲門時， 總能牢牢接住。 所以 我覺得我看到的， 其實是一個女人， 天生麗質， 難以自棄的故事。 這個東北女人， 跟台灣女人很像， 她傳統， 她乖。 只因父母反對， 怕她跟家裡斷了線， 怕她變成老姑娘， 所以她放棄留美， 嫁了人， 還連生了三個孩子； 只因父親告誡她要以夫為主， 不可傷了男人的尊嚴， 所以她不敢住進台大的宿舍， 只敢苦等鐵路局的宿舍； 只能 隨著丈夫， 在台北和台中之間搬來搬去。 只是天生麗質的她， 還是按奈不住， 讓自己的文學愛好， 在我夫我子的縫隙中， 開花結果了。 她先是成為台中一中厲害的英文老師， 再成為霧峰故宮貴客來時不可少的翻譯， 後來更上進成東海， 中興大學的教授。 四十四歲上， 還抓住了最後一個機會， 出國苦讀學位。 回來後， 創辦了中興大學外文系。 這個女人也有東北人的「硬頸」。 她曾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了幾年。 做的是吃力不討好的出版現代文學選集以及改革中小學生教科書 的事。 為了讓本土的， 青年的作家進入全國視野， 進入教科書； 為了將大量無趣無味只是「政治正確」的文章自課本中除去， 她據理力爭， 身心俱疲， 屢屢游走在進「保安大旅館」的邊緣。 這個東北女人還很講義氣， 她接手殷張蘭熙創辦的中國筆會月刊， 無薪無償， 撐了近二十年才退休。 這個月刊， 在全球筆會組織裏， 一枝獨秀， 口碑很好。 不但文章選得好， 譯筆有水準， 印得也漂亮， 更難得從來不脫期。 在大陸的筆會加入之前， 台灣的中國筆會， 還有它的月刊， 是唯一能使中國現代文學進入國際視野的組織與刊物。 也許台灣的命運和東北太像了， 都曾經長期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都有未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悲情， 所以東北女人齊邦媛對台灣這一方水土特別有感情， 以她的全身心擁抱。 她稱「台灣文學 」， 每每要加上兩個字， 以「我們台灣文學」稱之 。 她對本土作家， 如黃春明， 如蕭麗紅的提攜， 也不遺餘力。 我第一次見到齊邦媛這三個字， 就是因為蕭麗紅寫的「千江有水千江月」。 這本一九八零年出版的小說， 到如今還是我的最愛之一。 不論老的小的朋友要我介紹好書讀時， 「千江有水千江月」一定在內。 這本書在聯合報第五次徵文比賽中被評為長篇小說的第一名， 齊教授就是評審團的主席。 但是這個一等獎當年差一點就難產從缺了。 五位評委為它和另一篇候選的小說進行了兩輪熱烈的辯論， 才把「千」文評為冠軍。 記得評委之一的小說家司馬中原反覆的說該文最大的缺點就是用了太多的方言， 如果能把那些方言過濾掉就好了。 「豈有此理！」是我當時的第一反映。 司馬中原是寫鄉野奇譚出名的， 他的故事裏用了大量的中國北方的鄉言俚語， 從來也沒擔心過我這台灣讀者會看不懂。 「千江有水千江月」， 有紅樓夢的影子， 有張愛玲的影子， 恰恰是那些方言， 那些台灣的民俗， 那些台灣阿公阿媽口中最自然的言語， 才使此文有了特色， 有了濃濃的， 親切的台灣味。 司馬中原的評語，是標準的只許洲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幸好齊邦媛主席， 還有其他的幾位評審 ， 並不認為多用方言是個缺點， 大力支持， 蕭麗紅終得脫穎而出。 我也因此記住了齊邦媛這個名字。 但她始終是那個陌生的， 高高在上， 重量級的評審。 一直到我讀了這本自傳， 她才從令人敬而遠之， 儼然不可親近的殿堂上走了下來。 如今我相信， 文如其人， 齊老師其實平易近人， 熱情純樸， 是年輕人的良師益友， 還有一顆浪漫的心。 我特別雀躍她在書裏提到的， 「千江有水千江月」已被選出來，翻成英文， 介紹到國外去了。 我的最愛， 原來她也最愛， 我好高興。 我也特別羨慕書裏津津樂道的，她與幾個文學女人的雅聚。 幾個雅好文學的女人， 齊邦媛， 殷張蘭熙， 林文月， 應該還有林海音等， 在雅緻的咖啡廳裏談文論藝， 說某某人的作品要選， 該由誰誰誰來翻譯， 得讓哪個來設計封面等等。 沒有柴米油鹽， 沒有芝麻蒜皮， 不哀， 不怨， 不嘆， 多好啊！ 這個畫面， 表現的是台灣生活文明的某種進步， 反映的是女作家自我定位的自信。 林海音的客廳， 聽說 一次可以召來半個台灣文壇； 中美混血的殷張蘭熙， 出錢出力， 隻手打造台灣文學的國際舞台； 林文月的筆， 重可翻譯整部「源氏物語」， 輕可將自己請客的菜單， 寫成一本書。 這幾個女人， 入得廚房， 出得國門， 巾幗不讓鬚眉， 活得精采！ 讀了此書， 我也才發現， 我與齊老師， 原來曾經擦肩而過。 台中的中興大學成立外文系那年， 我考進了台北的台灣大學。 第二年， 我從哲學系轉到外文系。 齊老師把中興第一屆的外文系學生帶畢業後， 搬回台北， 成了台大的教授。 可惜那時我也畢業了。 無緣師生， 很是遺憾。 但是讀到書裏頭說的， 她剛到台大時， 外文系正當「雕欄玉砌應猶在， 只是朱顏改」， 我就笑了， 我知道她在幽誰的默。 雕欄玉砌指的是外文系的門牆高， 進門不易。 朱是朱立民(文學)院長， 顏是顏元叔系主任。 他兩都是英美文學博士， 齊教授在為中興找老師時稱這種人為「稀有動物」， 因為特別難覓。 二十世紀的歐美文壇， 現代主義當道， 所以這些從歐美留學歸來的博士們， 當然會想要為外文系傳統的， 古典的， 浪漫的課程裏， 注入「現代」的新血。 當時只是一名學生的我， 並未察覺正在經歷一場改革。 但我記得顏老師特別開了「文學批評」的新課， 課裏特別強調艾略特的「新批評」和他的長詩「荒原」。 我也記得朱院長在給我們上美國文學時特別說了， 要學好英文， 就學海明威吧！ 齊教授一生熱愛雪萊的「西風頌」， 還有濟慈的「夜鶯頌」， 應該是浪漫主義的擁護者。 不過，從她的書裏， 倒是看不出她對「朱顏改」， 有什麼異議。 有一年回台， 我抽空跑回台大看看。 只見校園裏多了好多高樓大廈， 都快認不出來了。 只有文學院依然如舊， 我卻站在院外， 遲遲不敢進去， 惆悵異常。 進去看誰呢？ 宥誰會記得我呢？ 唉！ 那個高牆深院， 高人很多， 令人高處不勝寒的系裏 ， 那些望之儼然， 不甚可親的眾師長中， 竟想不起有那一個， 曾經向我拋來， 特別關愛的眼神！ 我的朋友徐春枝可比我幸福多了。 她最敬愛的齊邦媛老師， 到八十歲了都還記得她。 老師寫自傳的時候， 也沒忘了提到她和她的同學。 春枝是齊教授初創中興大學外文系時， 第一次招收到的四十個學生之一。 由於創業維艱， 克難興邦， 老師和學生間結下了革命情感。 春枝和我算是老同學， 卻是新交的朋友。 我們倆同在一女中就讀時， 分在不同的班裏， 彼此並不認識。 二零零八年， 我們這屆高中校友要在美國的賭城慶祝畢業四十周年， 招兵買馬之餘還架設了網站， 呼籲大家多多為文報告近況， 聯絡感情。 春枝響應了， 我也寫了。 於是有一天， 我就接到她來的一個電郵說：「妳有天分， 要多寫哦！」 我也趕忙回一信：「彼此彼此， 請再接再勵！」 在賭城的重聚盛會上， 春枝與我第一次相認， 惺惺相惜， 相見恨晚。 去年五月間， 我又接到她的來信。 她說給我寄了一本書， 由台北的出版社直接海運寄來， 兩個月之後應該會到。 書的作者是她的授業恩師， 對她影響至大。 老師說， 書不可亂送， 只應送給會讀書的人。 她選了四個朋友， 我就是其中之一。 接到這樣的信， 我受寵若驚， 感動莫名。 也沒搞清楚是什麼樣的書就急急忙忙給她回信：「承蒙看重， 不勝感激， 來書必讀， 讀完一定給妳寫報告。」 老實說， 看到簡介， 知道原來是一本有關國仇家恨的書， 就曾後悔自己的衝動了。 這樣的書， 讀起來就夠沉重的， 還寫報告呢！ 好日子過膩了呀？ 但是， 君子重然諾， 小女子亦然。 既然說了， 就得做到。 所以， 是！ 好日子過多了也會膩， 有時候也該吃點苦頭。 我還是很感謝春枝。 因為春枝， 我和齊老師擦肩而過的緣分又續上了； 無緣做她的學生， 卻有幸成了她的讀者。 也因為她的贈書， 我得以知曉齊老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評審團主席， 也是有血有肉， 會哭會笑， 愛護學生， 提攜後進的一個好老師。 更因為對春枝的慨然一諾， 我迫使自己放下風花雪月， 輕鬆搞笑的一枝筆， 換上比較嚴肅， 比較有思想， 比較有深度的另一枝。 這一枝， 不是我擅長的， 不是我最愛的。 這一枝， 我使得很彆扭， 使得有些痛苦。 但， 請相信， 我使得非常努力。

── 讀「關山奪路」， 「巨流河」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感 ── （之四） (4) 「我， 以失敗者的後代為榮」 龍應台的新書， 曾經想過以這個聳人耳目的標題為名， 後因怕太爭議了， 才改成較溫和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其實用這標題也沒什麼 不妥， 雖然驚心， 卻是準確反映了作者坦蕩， 勇於面對事實的心態。 龍應台認為狼狽逃到台灣的父母親那輩人， 就是被共產黨打敗了的「失敗者」， 而她這台灣出生的下一代， 就是「失敗者」的後代。 這是事實， 沒有必要逃避。 而恰恰是「失敗者」的痛定思痛， 奮發圖強， 才有了下一代的自由、民主與繁榮。 所以寫到最後， 她還是忍不住要重申「我， 以失敗者的後代為榮」。 只不過， 這本書要探討的不是「失敗者」的貢獻， 而是他們當年的「失敗」。 所以， 一路讀來， 痛心疾首， 不看到最後， 妳就不會明白為什麼她， 還能感 到榮幸？ 失敗與否， 是主觀的想法， 有人默認， 有人要辯。 有一派人認為確保台、澎、 金、 馬， 就不算輸了。 也有極端如李敖者說， 從治史者的角度， 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就亡了。 龍應台代逃到台灣的兩百萬人認了失敗， 有人當然要生氣。 但本來就在台灣的那六百萬人呢？ 我就不明白了。 因為來接收的是「失敗者」， 他們因此跟著失敗了嗎？ 那被「勝利者」接收的， 比如東北人， 他們因此勝利了嗎？ 這不是龍應台想回答的問題。 歷史的評價， 自有百年千年之後的史學者為之。 龍應台在「解嚴」之後， 在「改革開放」之後， 相對比較自由的今日， 只想探究， 並告訴她的讀者， 一九四九年前後， 中國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 一九五二年出生的龍應台， 沒有趕上當場， 所以她只能海內海外的收集資料， 追本溯源的走訪事發現場， 尋尋覓覓的與事件的當事者、 生還者、 目擊者或他們的下一代面談。 她就像個偵探， 盡量收集人證物證， 以期還原犯罪現場。 雖然， 她還是很謙虛的說， 不可能還原全貌。 然而， 如此努力， 其實就是想下一個這樣的結論： 戰爭， 沒有勝利者。 龍應台有一枝犀利的筆， 是目前台灣， 甚至整個華語世界， 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她的書 ， 幾乎每本都暢銷。 這本「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在港台及海外大賣， 卻是一出來， 就被中國大陸全面封殺了。 這很令人好奇， 耐人尋味。 縱觀全書， 講得最不堪的還是國民黨。 而且多的是事件的「呈現 」或「再現」， 少的是批判。 她所採訪到的故事， 很多我在王鼎鈞和齊邦媛的書裏也讀到了， 或在過去的半個世記裏， 多少道聽途說了， 真的沒什麼特別「新鮮」的。 龍應台只是以她的功力， 把同樣的事情說得更鋪天蓋地， 更繪影繪形， 更身入其境， 更搧動人心罷了。 今日的國民黨， 挨批挨罵慣了， 已能以平常心面對。 共產黨卻表現得這麼「受不了」， 令人難免懷疑， 書裏說的， 真有那麼「不可告人」嗎？ 龍應台以自己家的故事為起點， 以敘述自己父母的經歷開始。 她家的故事， 很有代表性， 典型的離亂世代， 骨肉分離。 龍應台的父親一九四九年是國民政府憲兵隊的連長， 隨軍不斷撤退。 她的母親一路尋夫， 找到了， 又分散， 分散了， 又繼續追。 做母親的把抱在手上的老大帶出了浙江， 卻不得已又把他留在了湖南。 到了海南島， 和丈夫又失散了，卻是抱著剛出生的老二， 拼命擠上了駛往台灣的船。 這個嬰兒， 和後來在台灣又生的兒女， 長大了都很有出息， 都唸到博士。 那留在湖南鄉下的老大， 卻種了一輩子的地。 半個世紀後， 龍應台找到了未曾見過的大哥， 問他記不記得媽媽。 這個樸實的老農一下就紅了眼眶。 他告訴妹妹，童年時曾經天天追趕經過家門的火車， 以為每班車裡， 都會有自己細腰肢， 還新燙了頭髮的， 摩登的母親。 除了她自己的之外， 龍應台還說了更多其他人的故事。 想讓你明白的是， 那兩百萬人不是一下子從天而降， 而是一股一股的從中國大陸那絞肉機絞出來， 再從四面八方 匯聚到台灣的。 那些故事裡有很多今日的名人， 很容易抓住讀者的眼球。 比如那裡就有， 諾貝爾獎得主朱經武，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 現今的總統馬英九， 副總統蕭萬長， 台獨教父彭明敏， 小說家白先勇、黃春明， 史學大師錢穆、余英時， 實業家林百里、 蔣震， 還有詩人管管和?弦等等。 他們都曾親歷， 目睹或承傳， 一段不忍告人的「痛」。 我曾經不解， 台灣怎麼會有這麼多的「軍中作家」？ 想知道的， 你一定不要錯過龍應台訪問詩人管管的這一段。 他倆約在軍史館面談。 龍應台坐在一個模擬戰場的一堆沙包上， 管管靠在一個山砲旁。 管管每說到激動處， 就會碰響身旁的山砲。 每撞一下， 「碰 」的一聲巨響。 龍應台則時不時的要插上一句： 「管管， 你不要哭！」 「 然後呢？」 她真不愧是學文學出身的， 懂得情景交溶， 並加上聲效旁白， 賺人眼淚。 管管是十九歲那年在青島鄉下被抓兵的。 那一天， 聽到村子裡有人喊「抓兵啦」！ 母親急忙塞給他一張剛烙好的餅， 叫他快逃。 他逃到了山上， 又躲到了麥地裡， 最後還是被搜出來了。 纏著小腳， 幾乎瞎了的母親經人告知， 跌跌撞撞， 連滾帶爬， 跑到他的關押處， 為他送來家裡僅有的兩塊大頭中的一塊。 他安慰母親， 只是為軍隊扛砲彈， 去去就回。 但那是生離， 也是死別。 砲彈扛到了海邊， 扛上了船， 扛到了台灣。 母親， 再也見不著了。 思親， 使一代人看國劇「四郎探母」， 邊看邊流淚， 也把管管煎熬成一個詩人。 這個邊說邊哭的詩人管管， 八十歲了！ 忽然， 我想起了另一個命運相似的軍中作家， 「代馬輸卒」張拓蕪。 好多年前， 他寫了一系列的「代馬輸卒手記」。 出第一本時， 還滿轟動的， 到了第四本， 我都疲了不想看了。 今日方自尋思， 代馬輸卒， 什麼樣的兵啊？ 哎呀！ 是馬不夠了， 被人當馬使用 ， 代替馬運輸重物的兵啊！ 我真沒心沒肺， 到了這把年紀， 才想起為他心痛！ 讀者的心痛， 正是龍應台想要的。 她要你知道， 那八年抗戰， 四年內戰裏的每個兵， 無論是敵方的， 還是我方的； 不管是殺人的， 還是被殺的； 都先是有血有肉， 會哭會痛， 為人夫， 為人子的「人」， 然後才是一個個戰役堆積出來的一個個數字。 這樣你在看到那些數字的時候， 它們才有意義。 果然， 平時對數字無知無感的我， 真的被書裏一系列的數字給「震撼」了。 什麼樣的數字？ 這樣的數字： 「一九三七年， 八月十三日， 淞滬戰役。 日軍二十五萬， 國軍七十五萬， 死二十萬。」 「一九四八年九月， 遼瀋戰役， 五十二天， 滅國軍四十七萬。」 「一九四八年三月至十月， 長春圍城。 十萬解放軍圍於城外， 十萬國軍守於城內， 近百萬長春市民困於家中」「估計餓死人數， 三十萬， 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徐蚌會戰〈淮海戰役〉， 國軍八十萬， 解放軍六十萬， 『支前民工』五百四十三萬。 」 「 五十五萬國軍灰飛煙滅。」 所謂「支前民工」， 就是被徵召到前線為軍隊服務的老百姓， 手無寸鐵， 衣不蔽體， 還往往落在第一線當砲灰。 如果徵召他們的是日本皇軍， 那就是敵人的橫徵暴斂， 異族的壓搾。 如果是解放軍， 那就是人民無私的奉獻。 國軍呢？ 國軍徵不到他們。 南京大屠殺，每 隔一陣子就要被拿出來炒作一番， 耳熟能詳。 長春圍城， 怎麼從沒聽說？ 為此， 龍應台特別跑了一趟長春。 居然， 連當地人也從沒聽說。 結果還是出租車司機小王幫忙， 問到他年邁的解放軍大伯， 才證實了此事。 大伯連他把守的那條街名都還記得。 慘哪！ 他說。 一群群的人， 兩軍之間， 進退不得， 苦苦哀求， 活活餓死。 不是他狠心， 他得到的命令?就是， 沒得商量， 一個也不准放！ 國民黨是愧不敢言， 共產黨藏著掖著也不說。 在長春的市中心， 跟王鼎鈞和齊邦媛一樣， 龍應台只看到的高高的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碑頂立著一架蘇聯戰鬥機。 她沒看到「圍城」的任何紀念， 但她在當地的一張舊報紙上， 讀到一則這樣的舊聞： 「 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 長春某處挖下水管道。 每一鍬下去， 都會挖出泛黃的屍骨， 四天， 挖了幾千具。」 就是這樣的故事， 使人覺得， 中國人殺中國人， 從不手軟。 所以， 當你忽然聽到，「血濃於水， 歸來吧！」這樣的召喚時， 會是怎麼樣的感覺？ 不敢相信？ 還是一陣顫慄 ？ 龍應台不為一家一言作傳， 她為一個時代作傳。 她的視野， 超越中國， 非常國際。 這是她讓人覺得有野心夠大氣的地方， 也是她貪多嚼不爛， 可以把讀者搞得昏頭轉向之處。 比如她說起中國和日本在亞洲， 打得難分難解， 不會忘了說， 俄國人和德國人也正在歐洲， 陷入膠著。 比如她會借美國登陸艇上的一個小兵， 以及那條船逐日的日誌， 讓你感受美國人在太平洋戰區的無所不在。 她更會透過上海英國領事日記上的逐時記載， 讓你在一九四九城破那一日， 和英國人共睹，上海解放。 她的德國視角， 更是你逃不掉的。 龍應台的前夫是個德國人。 她有兩個中德混血的兒子。 促成她寫此書的契機， 正是因為十九歲的小兒子飛力普， 忽然對母親的中國背景發生了興趣， 還約她做了錄音訪談。 龍應台憶起自己十九歲的時候， 父母被她「視而不見」如路旁的行道樹。 而兒子在同樣的年紀， 已然發現她的存在， 讓她好感動很受寵若驚。 所以， 對於兒子已問到的和還沒問到的， 她都要做足了功課， 寫一本書來回報。 如何讓一個在德國成長的小孩了解中國人的苦難？ 龍應台讓他從德國的悲劇去感同身受。 在她的指導下， 飛力普從法蘭克福開車到瑞士邊境的漢茲大伯家。 在大伯的閣樓上， 他找到祖母瑪利亞珍藏的一個箱子， 箱裡躺著一包用玫瑰色絲巾層層紮緊的書信。 那是瑪利亞祖母的第一任丈夫埃德沃寫給她的家書。 埃德沃二次大戰時被派到俄國作戰。 在那個戰場上， 曾經有五百萬名德國士兵一去不回， 有兩千萬名俄國士兵永遠倒下。 德國軍隊圍剿列寧格勒城時， 俄國人以兩個月的存糧， 硬挺了九百天。 九百天後， 城中只剩三分之一的人口， 活活餓死至少五十萬。 埃德沃是圍城的德國士兵之一， 他從那兒給瑪利亞寫了不少的家信。 大戰結束時， 他自俄國的戰俘營裡被放出來， 奄奄一息， 死在回家的路上。 龍應台問兒子知不知道， 俄國戰俘營裏的兩百三十幾萬德國俘虜， 有一百萬是被虐待致死的？ 飛力普說不知道， 而且也不想知道。 他說， 施暴的人， 沒有抗議被施暴的權利。 俄國畢竟死了兩千萬人啊！ 兩千萬有多大知道嗎？ 香港的三倍， 幾乎是台灣的總人口耶！ 龍應台說， 那是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 德國人發動戰爭， 禍延子孫， 讓半個世紀後才出生的飛力普， 仍無法擺脫罪惡感。 他十五歲在香港被英國學生欺負， 敢怒不敢言。 如今十九歲剛收到徵兵令， 寧願到柬埔寨當志工， 也不願去服那一年的兵役。 這一個德國年輕人的反思反省反戰， 讓人印象深刻。 中國人的反思反省呢？ 這應該是龍應台想問但沒問出來的一句話。 一九四五年， 世界大戰結束， 美國人、 英國人、 法國人， 義大利人，俄國人， 德國人， 甚至日本人， 都回家重建家園了， 中國人卻又繼續打了四年的內戰。 那是另一場浩劫， 比前一場， 死了更多的人， 毀了更多的家。 但是至今， 我們聽到的， 仍然只有對日本侵華的譴責， 或對日本人竄改歷史的控訴。 對於自己人跟自己人舉戈相向， 自相殘殺的作為， 還尚未聽到什麼自我反省， 或自我譴責的聲音。 反躬不能自省， 如何求諸他人呢？ 也許， 說一點也沒反省， 並不公平。 至少在台灣， 代表國民黨的前總統李登輝， 以及現任總統馬英九， 都曾為當年的劣行， 公開向台灣人民道過歉了。 而龍應台 將此書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 給了她的「台灣視野」， 用來陳述台灣人的「痛」， 也令人刮目相看。 要知道龍應台是外省第二代， 如果她按原計劃， 只寫逃到台灣的那兩百萬人的故事， 沒人會責怪她。 但她沒那樣做。 寫到途中， 她及時醒悟， 寫一九四九卻不把原來在台的六百萬人包括進去， 沒有心胸， 沒有誠意， 不可能完整。 於是重整計劃， 再次海索， 又挖出了許多被遺忘被埋沒被禁忌了一甲子的， 屬於台灣人的血淚。 這計劃外增添補寫的， 出書後卻最為人注意， 最被人傳頌， 可能她自己也始料未及。 台灣人的「悲情」， 應該是從一八九五甲午戰爭失敗那年就開始了。 五十年間， 歷經兩次改朝換代， 兩次都任人主宰。 第一次， 被「祖國」滿清政府像養女一樣割給日本， 當了五十年的次等公民。 第二次， 興高采烈的回娘家， 迎來的卻是來自「祖國」傲慢無禮的相待。 滿心的期待， 換來了透心涼， 次等公民的委屈非但沒有得到安撫安慰， 卻似又降了一級， 裂痕從此種下。 對此， 龍應台有她很中肯， 非常一針見血的看法。 她說: 「來台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 『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 她認為這二者的衝突是兩個文化的衝突， 也可以說是兩個現代化進程的衝突。 的確， 在日本人的經營下， 一九四五年的台灣已經是個相當現代化的地區。 受日本文化的影響， 台灣人也講求整潔， 守秩序， 有禮貌， 和不可隨便辜負別人的好意。 回歸祖國後， 他們齋戒沐浴， 盼了又盼， 盼來的卻是一支髒亂無比， 毫無軍紀的接收隊伍。 來者一副叫化子樣， 一旁列隊致敬的日本降兵降將卻仍保軍容肅穆， 這令全民仕紳代表彭清靠羞愧得想鑽地洞。 他的兒子彭明敏則覺得， 這種無禮無狀， 是征服者的姿態， 是「把台灣人當成被征服的人民」。 待到兵與民的衝突升溫成武力鎮壓， 抗議的仕紳代表一一被槍斃時， 彭清靠絕望得閉門歸隱， 並以華人的血統為恥， 要子孫代代與外國人通婚以除之。 彭明敏則開始反思： 台灣人為何要任人宰割？ 為何不能自己當家作主？ 愛之深， 所以責之切。 曾經高高的期望， 才會重重的失望。 這道理不難理解。 龍應台只是很遺憾。 遺憾台灣人完全不知道， 來台接收的軍隊曾有過怎樣的經歷。 如果他們事先被告知的話， 也許就能比較體諒， 也就不會反應過激了。 事實是， 這第一支來台接收的國軍七十軍， 抗戰勝利時， 正在偏遠的中國西南。 戰爭的慘烈， 使這支軍隊曾增補無數次， 到最後填補的都已是各農村抓來的兵了。 他們先是奉命接收寧波， 為了搶在共軍之前， 千里疾行軍， 顧不得衣衫襤褸， 顧不得走爛了鞋。 風塵僕僕到了寧波， 未得修整， 又接到指示三天後趕往台灣接收。 一輩子沒坐過船的兵， 被台灣海峽的風浪暈得七葷八素， 吐得不成人形， 能自己走下船就很不錯了， 那還能顧及形像不形像的！ 龍應台還是太厚道了， 她撿輕的說， 不忍心太追究。 士兵們無知， 也許還說得過去， 帶兵的人呢？ 也無知？ 還有帶兵的上級， 上級的上級， 也不知軍紀軍容的重要？ 再者， 為國家打仗， 為國家犧牲奉獻的軍隊， 怎能不優先照顧？ 怎可任其淪落到衣食無著， 像個乞丐的地步？ 真的是山窮水盡了？ 還是其中有太多不為人知的黑暗？ 王鼎鈞的憲兵第六團， 還有美援物資人字呢的帥氣軍服穿， 七十軍或六十二軍的美援呢？ 他們的補給呢？ 是沒有？ 還是沒發下？ 還是發下了以後中途不見了？ 前年， 我陪父親參觀台大醫學院舊樓改成的校史館， 曾與一個退而不休的父執輩伯伯在館內喝茶。 伯伯說起剛光復那時， 他還是個醫學院的小助教。 日本教授都走了後， 他小心翼翼的守著一些貴重藥品， 如抗生素瑪啡之類的， 等人來接收。 為了怕缺失走漏， 還做了詳細的記錄。 誰知東西交接過後， 立刻全部不翼而飛， 沒留下任何記錄。 苦心守護的物資， 輕易的人間蒸發， 事前的苦心看護， 就顯得特別愚蠢。 八十好幾的人了， 說起此事， 還是憤憤不平。 所以， 我要說， 比起漢奸匪諜之流的， 那些黑暗中伸出貪婪之手發國難財， 而且伸得毫無顧忌， 伸得理所當然的人， 更可惡！ 更該追究！ 更該斬！ 當然， 台灣人裏， 也有人以較寬容的目光， 注視這歷史轉折的時刻。 剛從日本回台的岩里政男， 就是一個好例子。 在基隆港， 他也見到了七十軍的不堪景象。 但他對同伴說， 這樣的軍隊還能打敗日本， 一定有過人之處， 值得尊敬。 這樣的見解， 令龍應台不禁喟嘆：「在那樣的情境裡， 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 我想， 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 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到現在， 我都還摸不清楚， 龍應台這句話， 到底是褒還是貶？ 但我很清楚， 岩里政男， 漢名李登輝， 後來成為台灣第一位民選的本土總統。 大部分的台灣人， 應該是選擇將受傷的記憶深深埋起， 除非有龍應台這樣的作者來挖掘 ， 才敢放心說出來。 中華民國現任副總統蕭萬長先生， 就在他的辦公室裡， 對龍應台說出了他八歲時目睹的一樁慘事。 他說， 嘉義參議員潘木枝醫師， 是肯免費為窮人治病的好醫生， 是蕭家的恩人。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距「二二八事件」不到一個月， 潘醫師與其他十一位鄉紳代表到水上機場與軍隊溝通， 結果全部被綁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決。 當時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人敢動。 他不識字的母親， 悄悄囑咐兒子持根香， 緩緩走到尚自汨汨出血的屍首前， 給恩人跪下祭拜。 才八歲耶！ 龍應台不太敢相信。 「你真的全看見了？ 就在火車站前？」她問。 「我在。」 蕭副總統只有兩字簡短的回答。 然後， 兩人都無語了。 台灣人的悲情， 龍應台了解。 台灣人因錯亂的身分而遭致的錯亂的命運， 她也懂。 不然她不會把同情， 把心疼給了一九四五年前後及齡的台灣少年人。 所謂及齡就是十七歲到二十歲 可以當兵了， 卻什麼都還不太懂的年齡。 一九四五之前， 十七歲到二十歲的台灣人， 是日本人， 當日本兵， 被送到南洋， 打美軍英軍。 一九四五年以後的， 是中國人了， 被國軍征召， 到中國大陸， 打共軍。 一個日本兵也好， 一個國軍也罷， 在龍應台看來， 都只是一滴小水滴。 滔滔的時代洪流正奔向何方？ 小水滴無從知曉。 台東卑南鄉的原住民陳清山和吳阿吉就是兩滴無知的小水滴。 一九四五那年， 他兩剛滿十七歲。 在街上聽到 日文招工廣播。 號召有志青年到祖國參加建設， 學技能， 學國語， 還有月入兩千。 他兩趕緊報名， 就此上當。 事實是， 祖國的內戰正方興未艾， 七十軍又得補充兵源了。 到了基隆受訓發槍， 他們才知道是去當兵， 不是去做工。 陳清山試過逃跑， 被抓回來一頓毒打。 吳阿吉乖乖就範。 然後， 在一次很平常的行軍中， 他們什麼裝備也沒帶， 就一直走到了高雄港， 走上了等在港邊的大船。 家裏沒人知道， 他們自此去了中國大陸 。 他們被送到山東， 趕上了徐蚌會戰。 陳清山第一個受傷被俘。 傷癒後， 他戴上了解放軍的帽子， 回過頭來打國軍， 搞不好還打傷了仍是國軍的吳阿吉。 接著，阿吉也受傷被俘， 改了穿戴， 兩人同是共軍了。 韓戰爆發時， 吳阿吉被送到平壤抗美援朝， 因為是「志願軍」， 作戰時， 身上不能有任何解放軍的標誌。 也就是說， 萬一陣亡， 不會有人知道他是誰。 陳清山和吳阿吉後來在河南安家落戶， 生兒育女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二年， 他倆落葉歸根， 回到故鄉。 二零零九年， 這兩個八十一歲的老人， 在他們的卑南老家， 嘻嘻哈哈的， 用帶著河南腔的卑南語， 為龍應台陳述他們荒謬的一生。 其間兩人還「我打過你， 你傷了我」的互相打趣。 唱軍歌給龍應台聽時， 還搞不清唱出的是國軍的， 還是解放軍的歌。 面對被誤盡的一生， 如此雲淡風輕， 難道就不難過？ 龍應台忍不住要心疼的 問： 「最難過是什麼時候？」 「在高雄上船那一刻。」 「這麼多年了， 為什麼還回來？」 「因為還是想家。」 當年同一村子裡跟他兩一起應徵招工的， 共二十人， 最後生還的，包括他倆， 三人。 其餘十七人， 不知客死異鄉何處？ 家住彰化和美鎮的柯景星， 以及日月潭畔長大的蔡新宗，只比陳清山和吳阿吉各大了五歲和八歲， 但他們的命運卻截然不同， 像活在兩個世界。 一九四二年， 他們兩都超過十七歲了， 被日本軍部從十幾萬個報名者中選中， 成為一千名「志願軍」之一， 覺得好光榮。 在此之前， 台灣人是沒資格當正式的軍夫， 只能當為日本軍人服務的軍屬。 他們當然不知道， 那是因為南太平’洋戰情緊急， 日本也感兵源匱乏，不得不徵召殖民地的青年了 。 他們被訓練成打耳光的高手， 然後被運到南太平洋設有盟軍戰俘營的島上，管理戰俘， 打那些不服從的， 不聽指揮的， 企圖逃跑的盟軍俘虜。 必要的時候， 也得隨時準備上戰場。 那些被奴役的碧眼金髮的俘虜， 其實和他們一樣， 也只有十八、九歲， 只是為不同的理想， 不同的價值觀奮戰。 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想虐待或殺害俘虜， 甚至有點同情他們。 但他倆別無選擇， 他們的主子已殺紅了眼， 他們只能跟著瘋狂， 不然遭殃的就是他們了。 日本投降後， 賓主易位， 原來看管人犯的， 被關進同樣的俘虜營， 成了犯人。 他們最大的罪行， 就是參與了戰爭結束前夕的秘密殺俘。 戰後， 國際對於執行命令的兵是否有罪的問題， 爭論紛紛。 但柯景星和蔡新宗還是跟他們的上級一起判刑了。 先被判了死刑， 後改判十年， 七年半後， 因為英皇登基的特赦， 得以回家。 他倆對判刑， 不怎麼服氣， 但很認命。 回到家後， 也不太受歡迎。 他們的存在， 就像那三萬零四百個為日本作戰犧牲， 被供奉在東京靖國神社的台灣兵的靈位一樣， 都是他們台灣家裏不敢說出口的「痛」。 「早知道就不回來了，不如 到日本去入贅。」 柯景星如此感慨。 他生下來就是日本人， 你能怪他選錯了效忠的對象嗎？ 選對了對象又如何？ 他倆說起俘虜裏有個寧死不屈的中國人卓領事， 寧願淪為苦力操賤役， 也不肯投降， 日本人私底下都敬佩他。 卓夫人領著兩個年幼兒女被分開來關押， 小兒子還在襁褓中， 因為缺少吃的， 眼看是活不成了。 柯景星用配給的香菸和當地人換雞蛋， 偷偷接濟他們， 救了嬰兒一命， 卓夫人還因此感激下跪。 他倆不知卓領事的大名， 也不知領事最終的下落， 但龍應台全替他們查到了。 卓領事， 大名卓還來， 燕京大學畢業， 巴黎大學政治博士， 通曉五國語言。 被俘的時候， 他是中華民國駐英屬北婆羅洲山打根總領事， 三十三歲， 年輕有為， 很受當地華僑的愛戴。 日北人勸他改變立場， 為汪精衛的政府效力， 不但馬上可以高官厚爵， 妻兒也能免於受苦， 他至死拒絕。 日本投降前一個月， 他和英國的三位外交官被帶到叢林深處處決了， 兩年後國民政府才找到他的屍骨， 迎葬於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不幸， 一年半後， 江山易幟， 卓還來的事蹟自此從集體記憶中消失， 他的妻子不敢去掃墓， 他的子女也從不敢提起這個父親。 龍應台到南京尋找烈士墓時， 當地的司機只知有雨花台， 從沒聽說菊花台。 所以她的結論就是， 烈士與否， 是烈士還是叛徒， 全憑城裏那最高的樓頂上， 掛的是什麼旗。 與卓領事同時在南洋被日本人驅使服勞役的中國人裏， 就有從南京老虎橋監獄用船運去的一千五百名政治犯。 他們都是從事各種抗日活動被捕的有志之士， 比如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 各個名目的游擊隊員， 或是地下工作者等等。 大戰結束時， 其中大約八百人埋骨異域， 存活的七百人則在原地苦等了兩年， 才等到接他們回國的船。 可惜那時國家的內戰， 演得正烈， 這些人從此下落不明。 龍應台認為曾經為國家付出過的， 國家不能負了人家。 為國家歷經大江大海， 死在他鄉的叢林沼澤， 火山熔岩下的， 她要為他們招魂， 讓他們再次飛越大江大海， 回家。 有幸生還的， 她也要滿世界招榜尋人， 找出來問出更多真相， 寫下來還他們一個公道。 在台灣高雄的岡山， 她真的找到了一個拉包爾戰俘營的生還者， 八十九歲的李惟洵老人， 昔日忠義游擊隊的隊長。 龍應台非常激動， 從香港跟他打電話。 老人對找到他的人說： 「我不死在拉包爾， 我活到現在， 就是在等龍應台這個電話。」 聽到這樣的話， 龍應台應該值了！ 那四百多天的閉關， 寫到幾乎精神崩潰的辛苦， 也是。 而我們， 龍應台的讀者， 也終於明白， 是什麼力量驅使著她， 拼命寫這本書。 我們也不免想起， 這天底下， 到底還有多少老人， 努力活著， 在等龍應台那個電話？ 龍應台在書最後說， 至少要有一百五十萬字， 才寫得完她胸中的大江大海， 說得盡她腦裡的「一九四九」。 可惜她只有能力， 寫出其中的十五萬字。 果真如此， 那就別謙虛了， 再接再厲吧！ 接二可以連三， 大割不須大捨； 龍大作家！ 請繼續努力！ 請繼續奮鬥， 請妳──加油！ 二零壹零年 五月 寫於新澤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