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入 09/04/15 (三) 03:43:38 From 222.152.* | 最近寫了一篇有關《賽德克巴萊》的想法,是講「霧社事件」,文章很長,轉貼於下。 [相關連結] http:\\blog.chinatimes.com 英傑 --------------------------- 莫那魯道(明治十五年~昭和五年),馬赫坡 (Mahebo)頭目。馬赫坡社,賽德克族「霧社」群之一社,位於南投縣境。昭和五年(1930年),莫那魯道合六社之力,襲殺日人百餘名。事後日本軍警傾力圍剿,歷四十餘日而平。莫那魯道兵寡落敗,率族人不屈自盡。此事震動日本朝野,咸以為「理蕃」之恥,台灣總督因而去職,史稱「霧社事件」。 《賽德克巴萊》講的,就是這段鮮血淋漓的族群創痕。對此觀眾並不陌生,但這部短短五分鐘的試片,令人一新耳目。因為片中不再套用「日本武士道」或「民國抗日」的窠臼,而是直接由賽德克本族「祖靈信仰」的觀點中來陳述。導演之用心用意,值得敬佩。 未來,這會是怎樣格局的電影? 若用報導的模式,讓觀眾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那麼電影的焦點便落在重建現場,還原當事人的行為模式,也就是序場文字所述的情境:「賽德克族頭目莫那魯道,為了恢復祖靈信仰,毫無預警地帶領三百多名頭綁白巾的戰士,衝進一個日本人的運動會現場,執行了一場突擊行動。在場的日本人人頭,一顆顆落了地,史稱『霧社事件』」。可預期的,電影將如SNG轉播車,足以具象的傳送當時的畫面和聲音,達成一種媒體的紀錄與效果。而情節邏輯與觀眾的解讀,很可能是順著「反抗」與「信仰」的思路雙軌進行。 所謂「反抗」,就是「受壓迫」、「忍無可忍」、「報復」,乃至於「同歸於盡」的過程。至於「信仰」,可以視為族群的集體意識。借用片中莫那魯道父親的話,就是「走向鬼魂之家的源頭,是一座美麗的彩虹橋唷。守橋的祖靈說,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攤開手,手上是怎麼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賽德克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鬼魂可以到達鬼魂之家」。這樣的敘事角度,確實是更忠實的由外而內,更貼近到賽德克人當時內心與傳統生命的價值中。 然而,這若果真是本片的兩道主軸,一個格局上的瓶頸仍舊難以避免。首先,這和三十年前的抗日電影如《英烈千秋》(丁善璽,1974年)、《八百壯士》(丁善璽,1976年)、《梅花》(劉家昌,1976年)、《筧橋英烈傳》(張曾澤,1977年)相比,本質差距多遠? 其次,「反抗」與「信仰」使弱者勇於戰鬥、無畏於犧牲。但在強者眼中呢?如果強者奉行的哲學,認定平等謙卑只是弱者限制強者的工具呢?如果強者心目中「真正的人」,就是要強有力的粉碎弱者意志呢?弱者有信仰,強者也有信仰。賽德克為祖靈而死,日本為大和魂而死,誰的死比較尊嚴?同為賽德克的信仰,當「道澤」「土魯閣」與「霧社」群槍刃相見,誰的祖靈算數?若說他們是信仰叛徒,那麼「霧社」群當初協建砲台、挺進隘勇線,迫使別人繳械歸順,難道不算叛徒?至於早一步抗日、卻敗在莫那魯道刀下的泰雅「撒拉矛」群(今台中縣梨山),以他們的信仰會不會譏諷「霧社事件」是現世報? 從戰士的角度,很容易解釋一邊的立場,卻難以贏取另一邊的認同。因為這當中的善惡好壞,不得不以本鄉本族的價值作前提。如此一來,電影的格局必然大受牽制。我們不妨先拿《教會 the Mission》(Roland Joffe,1986年)和《英雄本色 Braveheart》(Mel Gibson,1995年) 這兩部電影來參考。 《英雄本色》,敘述十三世紀末威廉華勒斯(William Wallace)率領民兵追求自由的事蹟,同時刻劃了老謀深算的英王,如何識破人心而勸服蘇格蘭貴族連續兩次倒戈。這樣的情節演繹,暗示了蘇格蘭的不幸並非源於英格蘭,而是源於自己。因為一個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民族,無法真正獨立。縱使建國,亡國亦不遠。華勒斯的價值,正在於感召了貴族的良心與決心,使蘇格蘭人的心靈先行獨立。 《教會》,敘述十八世紀的教會因為現實顧忌而放棄了理想,致使殖民軍隊對印地安人進行屠殺。從紅衣主教的內咎中,我們看見了西方社會中政教的對立與衝突,看見了錢與權掀起的腥風血雨。從印地安人所受的不公不義中,我們看見了耶穌會神父高貴的靈魂。原來,先進不等於文明,原始也不等於野蠻。那麼究竟什麼是「文明」、什麼是「使命」?電影最後,倖存的孩子赤著身體移居內山。這是導演對整個歐洲文明的強烈批判,影射了人類未來的真正延續,是必須放棄現有的西方文明價值。不過,有一項可以保留---電影中孩子撿起了飄流水中的提琴。為什麼?因為這代表了上帝真正的聲音與意志。 這兩部電影的格局開闊,令人沉思再三。不論你是不是蘇格蘭人,不論你是不是基督教徒,都會動容。因為展現於眼前的,不僅是敵我與成敗,而是超乎於種族、信仰、史事之上人類的永恆課題。那麼「霧社事件」呢?我們想讓世人從中看見什麼? 莫那魯道當然是英雄,但處理他的英雄性格並不容易。 「日本人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比森林的樹葉還繁密,可我反抗的決心比奇萊山還要堅定!」受人欺壓,椎心刺骨。作為領導人束手無策,莫那魯道的屈辱是燒灼的。然而,這是不是就代表他的決策具備了百分之百的正當性?縱使滿腔冤仇,但面對腳底下手無寸鐵的婦人小孩,有多少人能毫不遲疑的揮下手中的利刃?事件中遭到殺戮的,只是在學校參加運動會的非武裝人員。何謂英雄,英雄代表什麼意義?有祖靈信仰也好,沒祖靈信仰也好,誰無妻子,誰無幼子?殺,就是殺。殺害婦孺的罪過,真的有哪一族的祖靈、或是天上天下任何信仰裡的任何一個上帝、任何一個神可以出面庇護?這些認識或不認識的日本人裡面,真沒有一個是不該殺的?真沒有一個是可以不殺的?真沒有一個是曾經友善於我、對得住我的?刀下的血,真沒有一滴是乾淨的? 莫那魯道的英雄光芒太耀眼了。他固然不是義和團(義和團自認必勝,他自知必敗),亦非恐怖份子(恐怖份子有所脅,他無所脅)。但是,任何把「凡人」描繪為「完人」的嘗試,結果常是模糊、甚至摧毀了他真正值得崇敬之處。例如,當莫那魯道厲聲問出「你將來要進我們祖靈的家,還是日本人的?」這樣一句話時,台北人必是血脈賁張,但東京人會不會嗤之以鼻?還有倫敦、紐約的觀眾呢?兩軍交戰各為其主,有何好說?我們的犧牲永垂不朽,別人的犧牲就永朽不垂?賽德克人過彩虹橋,日本人進靖國神社,各為同胞瞻仰,孰辨高下?有沒有其他的觀察角度,可以讓自家人、敵人、事不關己的人,都震撼到內心深處? 霧社事件中,至少有兩個人和莫那魯道採取了不同立場。一位是泰摩.瓦利斯。他身為「道澤」群的頭目,在關鍵時刻選擇靠向日本,這是怎麼作出的決定?才不過十五年前,「道澤」群受日軍驅策大舉滅了「太魯閣」,事隔十五年,又要出手滅了血親更近的「霧社」,他是不是像極了《英雄本色》裡那個一心親英的老貴族頭子?另一位是花岡一郎(本名拉奇斯.諾敏),他受日本人栽培,也無法背棄本族。兩難中,他是自殺了,為什麼?這是報恩(為什麼死就能報恩)?還是死諫(為什麼必須整個家族一齊死諫)?還是對莫那魯道同族之義的交代?若依遺書「我等必須離開這世間,因族人被迫服太多勞役,引起憤怒,所以發生這件事,我等也被蕃眾拘捕,不知如何是好」、以及最後絕筆「在責任上,花岡愈考慮愈覺悟到非如此做不行。在此地的全都是家人啊」來看,他的死最接近「負責」,這最容易解釋為何他穿著和服切腹。然而,他師範學校畢業後便於教育所擔任教職,能負什麼責?除非他同時身兼政戰任務,負「就近監管」之責。或者他和吳鳳一樣,對「禁止殺人獵首」懷有自許的責任?又或者他的死,能夠從「以暴易暴於事無補」的角度來詮釋,就是《教會》中那位神父堅持不戰的觀點?不管如何,他死的壯烈,日本也將其自殺之處易名為花岡山為誌。但死前的那一刻,他究竟想到什麼? 拍賽德克血戰日本人,是講事跡。拍泰摩瓦利斯、花岡一郎與莫那魯道的反襯,是講人性。對這兩人的詮釋愈深,莫那魯道的形象也會愈深。這是一部史詩片,不是軍教片。軍教片只鼓吹單一的價值,史詩片則會深入到人性的細膩曲折處,兩者的格局大不相同。 覆巢之下無完卵。戰事一起,受時代左右卻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人盡數捲入。許多戰戰兢兢苟且想求活的人,處境就更不堪了。且看《風中緋櫻》(鄧相揚,2000年)書中的幾段記載: 「霧社公學校的校長新原重志在混亂中,指揮學生和家長進入他的宿舍躲避。他持武士刀單獨奮戰,阻止亢奮的抗日志士進入宿舍內濫殺…」 「抗日隊伍並沒有注意到魯比.那威和嘿米莉這兩位穿著傳統服裝的賽德克婦女,所帶著的三位幼兒都是身穿日式服裝的日警的孩子,因此他們得以逃過一劫。為了防範未然,她們為這三位幼兒換上包袱中的賽德克服裝……逃到了半路,魯比.那威和嘿米莉.比荷看到飛機在霧社上空盤旋,令她倆更加驚懼。她們料想道澤社可能也陷在戰事中,如果貿然帶著這三個孩子回去道澤社,定會遭到戰爭的波及。無論道澤社加入親日或是反日的一方,主人的孩子都將無路可逃。魯比.那威和嘿米莉.比荷想把這三位幼兒送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但是把他們送到埔里街去,那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因為要經過霧社群的領域,那廣闊的範圍正處於戰爭狀態,於是她倆想到往內山朝著馬力巴的方向逃去……躲躲藏藏的經歷了兩天兩夜,終於抵達馬力巴駐在所…」 「初子隨著逃生的人群進入公學校校長新原重志的宿舍內避難。由於初子著日式和服,可能會惹來殺身之禍,於是潛在宿舍的一角,伏地裝死。抗日族人手持長槍與長矛追趕過來,槍聲、斥喝聲加上一陣慘叫聲後,整個宿舍的廚房與客廳都堆積了許多屍體。初子被壓在一堆屍體下面,身上沾滿血跡和血腥味。不久,霧社診療所公醫志桓源次郎夫婦被抗日族人追擊,也逃到宿舍的廚房來。抗日族人由牆壁間隙插入槍口,朝志桓公醫的顏面開了一槍,子彈貫穿頭顱,鮮血直流,志桓立刻倒在血泊中。躲避在初子旁邊的志桓妻子慘叫一聲『我的夫君…』,初子立刻勸止公醫的妻子不可出聲,伏地裝死,以免抗日族人再來一槍…」 「在混亂與驚嚇之下,中山清找不到他的母親……中山清深知自己的部落荷歌社,正是這次抗日事件的主導部落,未來必有大難當頭,因此他就隨著友人潛到道澤社去……沒想到中山清的這一抉擇,讓他保住了生命,卻與雙親永別……晚上大夥在床邊的炊事場準備炊事,灶台右邊床沿坐著三名壯丁,左邊床沿則坐著另二名壯丁,中山清也坐在左邊床沿。他們發現這個小孩說話的音調與道澤群族人有些差異,知道中山清是霧社群的小孩,五名壯丁突以異樣的眼光瞪著他。瞬息之間五把勇士彎刀自他們的刀鞘中拔出來。閃閃的刀光,中山清驚駭不已。他們五人的手緊揪著中山清的頭,將他拖出屋外。五名壯丁為中山清首級的取得權而相互爭執著。此時的中山清已失去懼怕的心,他沒有流淚,只是哀求這五名壯丁准他見日本巡查小島源治最後一面。這五人終於同意中山清的哀求,再度揪著他的頭,拖往距離一百公尺遠的駐在所去。他們告訴小島巡查說,這位是霧社族人的小孩,要砍下他的頭顱以表達對日人的效忠。小島巡查制止他們殺中山清,因為小島巡查知道中山清與他的次男小島重男是摯友…」 這難道還不荒謬?這難道還不接近戰爭的原貌與本質?什麼祖靈信仰,什麼大和魂,瞬光火石性命交關之際,人閃過什麼念頭?校長想保護學生、褓母不管抗不抗日就想保護嬰兒、明知族人起事卻想保護日本人、少年懼怕受累逃向外族,外族爭相殺他,日本巡查卻救了他…這些來不及以敵我利害作判斷的直覺反應,不正是最本然、最可貴的人性? 霧社事件中,花岡二郎也是不能不提的人物。他本名拉奇斯.那威,於警察官吏駐在所擔任警丁職務。若論負責,他才是該向日本謝罪的第一人。事發之後,二郎隨一郎自殺,但方式迥異。一郎是殺妻、殺子、切腹。二郎則是自縊,並依照信仰,為先他自縊的家族屍首一一覆蓋方巾。最關鍵的,是他不願妻子殉死,他要妻子為腹中的孩兒活著。他區區不到二十歲,為什麼敢於去死,他和一郎的理由相同嗎?為什麼他不負責、不切腹?為什麼選擇賽德克的死法,他想告訴後人什麼?這是對人間灰心,還是為了對得起兩邊?「妳是女人,日本官憲應不會對妳興師問罪,妳要活下去!為我們的後代生存下去!」黑夜中,他就這樣把妻子、岳母和妻子幼小的弟妹送到濁水溪畔,轉身入山再不回頭。為什麼他忍心其他家族成員去死,卻不忍心自己的妻兒去死?這看似多麼矯情,卻多麼真情! 高山初子(本名娥賓‧塔達歐)是花岡二郎之妻,父親乃「荷歌社」頭目,與莫那魯道聯手抗日。她僥倖逃過運動場上的劫殺,卻不得不與丈夫訣別。父親遭擊斃後,她被迫隨反撲的日軍返回丈夫自縊的現場,之後即受監管,從而目睹了「二次霧社事件」的慘劇。(如果說「霧社事件」是賽德克人執行祖靈信仰,那「二次霧社事件」日本人就可以說是執行他們軍國主義的信仰。道澤駐在所的主管小島源治,密令道澤群夜襲霧社遺族。抗日的六社人口原有1158名,死於戰事者644名,餘生者都拘押在收容所。再經這一夜殘殺,僅餘298名,瀕臨滅族。) 再節錄幾段「二次霧社事件」中幾個日本人的言行: 「突然而來的夜襲事件,令初子措手不及,她懷著九個多月大的身孕,直往外逃奔,由收容所奔向溪谷,才逃離了鬼門關。天亮時,初子幾經踟躅與掙扎,才潛回霧社街上。她被熟識的日警發現,留她在霧社農業指導所的倉庫內暫時棲身。初子在恐懼中不斷回想起這一夜的驚悸過程,像一隻無助的驚弓之鳥,又想起安達健治囑託一再叮囑她要留在駐在所的宿舍裡,其語中涵義確實相當清楚……安達囑託是想救她一命,所以才堅持要她不要回收容所去…」 「『反抗蕃』襲奪運動會場的那一刻,小島源治失去了二子正男。而在同一時間,一位『反抗蕃』的孩子中山清,卻從運動會場逃出來,被小島源治從鬼門關救出……喪子之痛,轉換成視『敵蕃』之子的中山清有如己出的真情,給了中山清許多照顧。他的慈祥令中山清感動萬分!但在另一方面,小島源治又是一個極權統治者的化身,是一位心狠手辣的劊子手……因此小島源治瞞著特別勤務隊,溜出駐在所,見到道澤群的頭目和勢力者(各Gaya的頭目),說明了實情。道澤群頭目大悅,欣然接受這一任務,並且在翌日凌晨殺害了216名『反抗蕃』,取回了101個首級回來向日本邀功…」 「樺澤警部補不動聲色,拿出清酒和鹹魚,三個人一面喝酒一面聊天,感覺相當融洽……父子開懷暢飲,樺澤警部補也頻頻勸酒,到喝醉時樺澤警部補拿出勳章出來,並且說:『參加戰爭,如果沒有取下敵人的頭顱,那是懦夫!不是男子漢!』已有幾分醉意的巴萬.諾門隨即說:『我兒子阿威是一位武勇的賽德克,他曾經獵過達臘都奴(日本人)的首級!』樺澤警部補鼓掌叫好,並且稱讚阿威是一位男子漢大丈夫。父子倆不疑有詐,還頻頻持酒向樺澤警部補致謝。他們告辭時,樺澤警部補還送一斗米和一條鹹魚讓巴萬父子帶回家……就這樣阿威亦列入黑名單中,10月15日即以『歸順式』之名,被當局逮捕,最後慘死在黑牢中…」 「他對於如何處置這批犯人而傷透腦筋,於是找上了眉原診療所的井上伊之助公醫,希望尋求他的協助,從他那兒得到毒死這批人犯的藥物。井上公醫相當不悅且憤怒,他說:『總督府派我到此地來,就是要我來救人,而非來殺人!……藥品可以殺人,更可以救人,但我終身選擇以愛來救人……藥就是愛…」(井上伊之助的父親,於明治39年(1906年)在花蓮從事伐樟工作時,遭太魯閣族殺害。井上於是習醫赴台,終身以愛復仇,在泰雅族的部落從事醫療及傳播福音的工作,凡三十餘年。) 同為賽德克人,戰與不戰,莫那魯道和花岡一郎不同。同為日本人,殺與不殺,樺澤重次郎與井上伊之助也不同。涉及霧社事件的日本人裡,有的心存憐憫,有的陰險狡猾,有的以德報怨,有的血債血還。哪一個才是日本人?如果不能一概而論日本人,就無法一概而論賽德克人。種族與血緣,絕難作為一概而論的標準。能一概而論的,不就只有人性的質地嗎? 初子懷著二郎的愛,生下遺腹子,熬過了收容所與川中島那些痛苦絕望的日子。昭和七年(1932年),她十八歲,日警再度撮合她與中山清的婚事。九年後,中山清獲聘為能高郡役所的乙種巡查。從莫那魯道的寧死抗日,到中山清的昇任巡查,時隔十一年,霧社的反抗意識算是完全消沉了。莫那魯道死後有知,會不會覺得這死去的一千人,以及遲遲不得平反的冤屈,都變得無謂?會不會認為中山清是認賊作父?莫那魯道輸了嗎?日本人真贏了嗎?霧社事件,究竟給了世人什麼啟示? 導演沉潛多年,如今有天時、有地利、有人和的良好氛圍,這部電影勢將掀起台灣影史上的巨大熱潮。現在是二十一世紀,我們對人類自身的了解,應該有能力超越上世紀對效忠國族、效忠信仰或主義的無條件訴求,有能力從「史實」中建立「史識」、從局部性的事實中把握宏觀性的真理。我盼望《賽德克巴萊》不是一部單純為了建立身分認同、國族自尊的電影。莫那魯道義不受辱,花岡一郎抉擇死生、初子與二郎、中山清之間刻骨銘心的愛情,共同光耀了那個荒唐的亂世與困在體制內的人心。我盼望《賽德克巴萊》是一部從這裡去開展格局的電影,是反戰而非主戰、是讓人認識戰爭而遠離戰爭的電影,是從普世價值中哀憐敵我的電影,是「告訴世人有關人性、有關愛與恨、有關究竟什麼是文明」的電影。讓觀眾看見賽德克人、看見日本人,看見人,然後看見「真正的人」。或許,不必想從歷史中學習教訓,就從歷史中學習寬恕。學到真正的寬恕,也就學到了真正的教訓。 【附註一】 文中全用真名,因為無法迴避。議論直說明說,因為不敢迴避。然而時代太近、傷痕太深,若這篇文章讓任何原住民的遺族子孫感到不舒服,請相信我沒有惡意。請相信我曾在奇萊山巔向莫那魯道致敬。請相信我,因為我知道,當漢人還沒有開始把原住民當同胞時,原住民早已一見面就把漢人當作同胞。 【附註二】 最近(2009年2月),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到以色列受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發表了一篇演說。說明他為什麼寫小說?原文經朱學恆翻譯([相關連結] http:\\blogs.myoops.org ),轉載部份於下: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將個體的靈魂尊嚴暴露在光明之下。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用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讓人們落淚的故事,讓人們因恐懼而顫抖的故事,讓人們歡笑顫動的故事。這才是我們日復一日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先父在九十歲時過世。他是個退休的教師,兼職的佛教法師。當他在研究所就讀時,他被強制徵召去中國參戰。身為一個戰後出身的小孩,我曾經看著他每天晨起在餐前,於我們家的佛壇前深深的向佛祖祈禱。有次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告訴我他在替那些死於戰爭中的人們祈禱。 他說,他在替所有犧牲的人們祈禱,包括戰友,包括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可以看見死亡的陰影包圍著他。 我的父親過世時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沒機會知道一切。但那被死亡包圍的背影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幾件事物,也是最重要的事物。 我今日只想對你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都只是一個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雞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請各位停下來想一想。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特的,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踐踏我們。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自行其是。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村上春樹為什麼寫小說,有了答案。那,導演為什麼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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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 Muni(Muni) | 寫入 09/07/10 (五) 21:11:08 From 220.132.* | 個人以為電影最重要是[構築幻想空間] 不管鐵打泥號或海角七號 所有的感動都在電影院中 走出電影院後 深思 那一隊男女不是俗語中的X男女? 海洋之星喚不起深沉的感動 感動回到現實面不過是種短暫的慰藉 海角七號也差不多有這樣的感動面 另一方面就是粗話連連可以達成某種集體心裡慰藉 還好有把那個日本人演成"俗仔"的樣子 不然完全沒有民族情操 賽德克巴萊最好是有民族情操 絕對會有大和的民族情操 原民最後不過是戰士與部落的生存之道 傳統戰士本來的職責就是殺戮 怎麼會有細膩的心智 片子出來我會去看 但要深入思考的都是離開電影院之後 甚至忘了那場感動 才有辦法了解在地的故事 最近小螢幕導演也要進入大螢幕 搞來搞去就是官商勾結將拉法葉拉拉拉進來 跟某無線台將時事帶入劇情更能拉抬收視一樣 雖然這是社會國家真正發生過的事實 但報導社會黑暗面不該成為譁眾取寵 我比較感興趣的目前轉變為 Dahoali 影片若無關乎探究歷史真相 就像是齣戲(人生嗎)未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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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表 jimmylin(小林) | 寫入 09/04/26 (日) 00:57:33 From 220.128.* | 瞭解英傑學長的意思,或許這部電影最終會讓你驚喜,也或許會令我很失望,誰知道呢,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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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表 Jonas(英傑) | 寫入 09/04/25 (六) 12:53:41 From 222.154.* | 過了成功堡,可以上奇萊。進了圈谷,可以上南湖。天氣那麼好,體力那麼足,糧食那麼多,何必急著趕路下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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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表 jimmylin(小林) | 寫入 09/04/24 (五) 21:01:27 From 220.128.* | 從藝術的角度來看,不走中國意識型態或人性大愛這些老路子,而是拍些沒人拍過的題材,怎能不令人期待?也想起胡適先生送給雷震,南宋詩人楊萬里寫的詩句: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2003年到現在,真的好久,中間不知有多少的淚水汗水與努力,希望魏導的夢想真能實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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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表 Jonas(英傑) | 寫入 09/04/17 (五) 04:45:46 From 222.152.* | 呵呵呵,你已經看到了《賽德克巴萊》,卻又為什麼期待呢? 人生的機運沒有幾回,何苦輕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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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表 jimmylin(小林) | 寫入 09/04/15 (三) 13:48:57 From 114.137.* | 雖然英傑學長沒有從這個角度去分析,不過我想蠻清楚的《賽德克巴萊》應該是以土地為出發點,想創造出台灣人想像中的共同體那種感覺的一部電影。說白一點就是台灣民族主義的一部電影,而不是英傑學長期待的「真正的人」那種大格局的電影。不過就像星雲說的「台灣沒有台灣人,台灣都是中國人」,相對之下看到韓國人或中國人都這麼認同自己的國家,身為台灣人我其實是蠻羨慕他們的,也因此我期待看到《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雖然他的等級可能沒有英傑學長想像中這麼高) 另外學長文中列出來的是中國民族主義或英雄主義的電影,應該不是導演想表達的,所以學長文章最後的問題答案也就很清楚,不是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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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表 Jonas(英傑) | 寫入 09/04/15 (三) 03:43:38 From 222.152.* | 最近寫了一篇有關《賽德克巴萊》的想法,是講「霧社事件」,文章很長,轉貼於下。 [相關連結] http:\\blog.chinatimes.com 英傑 --------------------------- 莫那魯道(明治十五年~昭和五年),馬赫坡 (Mahebo)頭目。馬赫坡社,賽德克族「霧社」群之一社,位於南投縣境。昭和五年(1930年),莫那魯道合六社之力,襲殺日人百餘名。事後日本軍警傾力圍剿,歷四十餘日而平。莫那魯道兵寡落敗,率族人不屈自盡。此事震動日本朝野,咸以為「理蕃」之恥,台灣總督因而去職,史稱「霧社事件」。 《賽德克巴萊》講的,就是這段鮮血淋漓的族群創痕。對此觀眾並不陌生,但這部短短五分鐘的試片,令人一新耳目。因為片中不再套用「日本武士道」或「民國抗日」的窠臼,而是直接由賽德克本族「祖靈信仰」的觀點中來陳述。導演之用心用意,值得敬佩。 未來,這會是怎樣格局的電影? 若用報導的模式,讓觀眾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那麼電影的焦點便落在重建現場,還原當事人的行為模式,也就是序場文字所述的情境:「賽德克族頭目莫那魯道,為了恢復祖靈信仰,毫無預警地帶領三百多名頭綁白巾的戰士,衝進一個日本人的運動會現場,執行了一場突擊行動。在場的日本人人頭,一顆顆落了地,史稱『霧社事件』」。可預期的,電影將如SNG轉播車,足以具象的傳送當時的畫面和聲音,達成一種媒體的紀錄與效果。而情節邏輯與觀眾的解讀,很可能是順著「反抗」與「信仰」的思路雙軌進行。 所謂「反抗」,就是「受壓迫」、「忍無可忍」、「報復」,乃至於「同歸於盡」的過程。至於「信仰」,可以視為族群的集體意識。借用片中莫那魯道父親的話,就是「走向鬼魂之家的源頭,是一座美麗的彩虹橋唷。守橋的祖靈說,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攤開手,手上是怎麼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賽德克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鬼魂可以到達鬼魂之家」。這樣的敘事角度,確實是更忠實的由外而內,更貼近到賽德克人當時內心與傳統生命的價值中。 然而,這若果真是本片的兩道主軸,一個格局上的瓶頸仍舊難以避免。首先,這和三十年前的抗日電影如《英烈千秋》(丁善璽,1974年)、《八百壯士》(丁善璽,1976年)、《梅花》(劉家昌,1976年)、《筧橋英烈傳》(張曾澤,1977年)相比,本質差距多遠? 其次,「反抗」與「信仰」使弱者勇於戰鬥、無畏於犧牲。但在強者眼中呢?如果強者奉行的哲學,認定平等謙卑只是弱者限制強者的工具呢?如果強者心目中「真正的人」,就是要強有力的粉碎弱者意志呢?弱者有信仰,強者也有信仰。賽德克為祖靈而死,日本為大和魂而死,誰的死比較尊嚴?同為賽德克的信仰,當「道澤」「土魯閣」與「霧社」群槍刃相見,誰的祖靈算數?若說他們是信仰叛徒,那麼「霧社」群當初協建砲台、挺進隘勇線,迫使別人繳械歸順,難道不算叛徒?至於早一步抗日、卻敗在莫那魯道刀下的泰雅「撒拉矛」群(今台中縣梨山),以他們的信仰會不會譏諷「霧社事件」是現世報? 從戰士的角度,很容易解釋一邊的立場,卻難以贏取另一邊的認同。因為這當中的善惡好壞,不得不以本鄉本族的價值作前提。如此一來,電影的格局必然大受牽制。我們不妨先拿《教會 the Mission》(Roland Joffe,1986年)和《英雄本色 Braveheart》(Mel Gibson,1995年) 這兩部電影來參考。 《英雄本色》,敘述十三世紀末威廉華勒斯(William Wallace)率領民兵追求自由的事蹟,同時刻劃了老謀深算的英王,如何識破人心而勸服蘇格蘭貴族連續兩次倒戈。這樣的情節演繹,暗示了蘇格蘭的不幸並非源於英格蘭,而是源於自己。因為一個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民族,無法真正獨立。縱使建國,亡國亦不遠。華勒斯的價值,正在於感召了貴族的良心與決心,使蘇格蘭人的心靈先行獨立。 《教會》,敘述十八世紀的教會因為現實顧忌而放棄了理想,致使殖民軍隊對印地安人進行屠殺。從紅衣主教的內咎中,我們看見了西方社會中政教的對立與衝突,看見了錢與權掀起的腥風血雨。從印地安人所受的不公不義中,我們看見了耶穌會神父高貴的靈魂。原來,先進不等於文明,原始也不等於野蠻。那麼究竟什麼是「文明」、什麼是「使命」?電影最後,倖存的孩子赤著身體移居內山。這是導演對整個歐洲文明的強烈批判,影射了人類未來的真正延續,是必須放棄現有的西方文明價值。不過,有一項可以保留---電影中孩子撿起了飄流水中的提琴。為什麼?因為這代表了上帝真正的聲音與意志。 這兩部電影的格局開闊,令人沉思再三。不論你是不是蘇格蘭人,不論你是不是基督教徒,都會動容。因為展現於眼前的,不僅是敵我與成敗,而是超乎於種族、信仰、史事之上人類的永恆課題。那麼「霧社事件」呢?我們想讓世人從中看見什麼? 莫那魯道當然是英雄,但處理他的英雄性格並不容易。 「日本人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比森林的樹葉還繁密,可我反抗的決心比奇萊山還要堅定!」受人欺壓,椎心刺骨。作為領導人束手無策,莫那魯道的屈辱是燒灼的。然而,這是不是就代表他的決策具備了百分之百的正當性?縱使滿腔冤仇,但面對腳底下手無寸鐵的婦人小孩,有多少人能毫不遲疑的揮下手中的利刃?事件中遭到殺戮的,只是在學校參加運動會的非武裝人員。何謂英雄,英雄代表什麼意義?有祖靈信仰也好,沒祖靈信仰也好,誰無妻子,誰無幼子?殺,就是殺。殺害婦孺的罪過,真的有哪一族的祖靈、或是天上天下任何信仰裡的任何一個上帝、任何一個神可以出面庇護?這些認識或不認識的日本人裡面,真沒有一個是不該殺的?真沒有一個是可以不殺的?真沒有一個是曾經友善於我、對得住我的?刀下的血,真沒有一滴是乾淨的? 莫那魯道的英雄光芒太耀眼了。他固然不是義和團(義和團自認必勝,他自知必敗),亦非恐怖份子(恐怖份子有所脅,他無所脅)。但是,任何把「凡人」描繪為「完人」的嘗試,結果常是模糊、甚至摧毀了他真正值得崇敬之處。例如,當莫那魯道厲聲問出「你將來要進我們祖靈的家,還是日本人的?」這樣一句話時,台北人必是血脈賁張,但東京人會不會嗤之以鼻?還有倫敦、紐約的觀眾呢?兩軍交戰各為其主,有何好說?我們的犧牲永垂不朽,別人的犧牲就永朽不垂?賽德克人過彩虹橋,日本人進靖國神社,各為同胞瞻仰,孰辨高下?有沒有其他的觀察角度,可以讓自家人、敵人、事不關己的人,都震撼到內心深處? 霧社事件中,至少有兩個人和莫那魯道採取了不同立場。一位是泰摩.瓦利斯。他身為「道澤」群的頭目,在關鍵時刻選擇靠向日本,這是怎麼作出的決定?才不過十五年前,「道澤」群受日軍驅策大舉滅了「太魯閣」,事隔十五年,又要出手滅了血親更近的「霧社」,他是不是像極了《英雄本色》裡那個一心親英的老貴族頭子?另一位是花岡一郎(本名拉奇斯.諾敏),他受日本人栽培,也無法背棄本族。兩難中,他是自殺了,為什麼?這是報恩(為什麼死就能報恩)?還是死諫(為什麼必須整個家族一齊死諫)?還是對莫那魯道同族之義的交代?若依遺書「我等必須離開這世間,因族人被迫服太多勞役,引起憤怒,所以發生這件事,我等也被蕃眾拘捕,不知如何是好」、以及最後絕筆「在責任上,花岡愈考慮愈覺悟到非如此做不行。在此地的全都是家人啊」來看,他的死最接近「負責」,這最容易解釋為何他穿著和服切腹。然而,他師範學校畢業後便於教育所擔任教職,能負什麼責?除非他同時身兼政戰任務,負「就近監管」之責。或者他和吳鳳一樣,對「禁止殺人獵首」懷有自許的責任?又或者他的死,能夠從「以暴易暴於事無補」的角度來詮釋,就是《教會》中那位神父堅持不戰的觀點?不管如何,他死的壯烈,日本也將其自殺之處易名為花岡山為誌。但死前的那一刻,他究竟想到什麼? 拍賽德克血戰日本人,是講事跡。拍泰摩瓦利斯、花岡一郎與莫那魯道的反襯,是講人性。對這兩人的詮釋愈深,莫那魯道的形象也會愈深。這是一部史詩片,不是軍教片。軍教片只鼓吹單一的價值,史詩片則會深入到人性的細膩曲折處,兩者的格局大不相同。 覆巢之下無完卵。戰事一起,受時代左右卻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人盡數捲入。許多戰戰兢兢苟且想求活的人,處境就更不堪了。且看《風中緋櫻》(鄧相揚,2000年)書中的幾段記載: 「霧社公學校的校長新原重志在混亂中,指揮學生和家長進入他的宿舍躲避。他持武士刀單獨奮戰,阻止亢奮的抗日志士進入宿舍內濫殺…」 「抗日隊伍並沒有注意到魯比.那威和嘿米莉這兩位穿著傳統服裝的賽德克婦女,所帶著的三位幼兒都是身穿日式服裝的日警的孩子,因此他們得以逃過一劫。為了防範未然,她們為這三位幼兒換上包袱中的賽德克服裝……逃到了半路,魯比.那威和嘿米莉.比荷看到飛機在霧社上空盤旋,令她倆更加驚懼。她們料想道澤社可能也陷在戰事中,如果貿然帶著這三個孩子回去道澤社,定會遭到戰爭的波及。無論道澤社加入親日或是反日的一方,主人的孩子都將無路可逃。魯比.那威和嘿米莉.比荷想把這三位幼兒送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但是把他們送到埔里街去,那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因為要經過霧社群的領域,那廣闊的範圍正處於戰爭狀態,於是她倆想到往內山朝著馬力巴的方向逃去……躲躲藏藏的經歷了兩天兩夜,終於抵達馬力巴駐在所…」 「初子隨著逃生的人群進入公學校校長新原重志的宿舍內避難。由於初子著日式和服,可能會惹來殺身之禍,於是潛在宿舍的一角,伏地裝死。抗日族人手持長槍與長矛追趕過來,槍聲、斥喝聲加上一陣慘叫聲後,整個宿舍的廚房與客廳都堆積了許多屍體。初子被壓在一堆屍體下面,身上沾滿血跡和血腥味。不久,霧社診療所公醫志桓源次郎夫婦被抗日族人追擊,也逃到宿舍的廚房來。抗日族人由牆壁間隙插入槍口,朝志桓公醫的顏面開了一槍,子彈貫穿頭顱,鮮血直流,志桓立刻倒在血泊中。躲避在初子旁邊的志桓妻子慘叫一聲『我的夫君…』,初子立刻勸止公醫的妻子不可出聲,伏地裝死,以免抗日族人再來一槍…」 「在混亂與驚嚇之下,中山清找不到他的母親……中山清深知自己的部落荷歌社,正是這次抗日事件的主導部落,未來必有大難當頭,因此他就隨著友人潛到道澤社去……沒想到中山清的這一抉擇,讓他保住了生命,卻與雙親永別……晚上大夥在床邊的炊事場準備炊事,灶台右邊床沿坐著三名壯丁,左邊床沿則坐著另二名壯丁,中山清也坐在左邊床沿。他們發現這個小孩說話的音調與道澤群族人有些差異,知道中山清是霧社群的小孩,五名壯丁突以異樣的眼光瞪著他。瞬息之間五把勇士彎刀自他們的刀鞘中拔出來。閃閃的刀光,中山清驚駭不已。他們五人的手緊揪著中山清的頭,將他拖出屋外。五名壯丁為中山清首級的取得權而相互爭執著。此時的中山清已失去懼怕的心,他沒有流淚,只是哀求這五名壯丁准他見日本巡查小島源治最後一面。這五人終於同意中山清的哀求,再度揪著他的頭,拖往距離一百公尺遠的駐在所去。他們告訴小島巡查說,這位是霧社族人的小孩,要砍下他的頭顱以表達對日人的效忠。小島巡查制止他們殺中山清,因為小島巡查知道中山清與他的次男小島重男是摯友…」 這難道還不荒謬?這難道還不接近戰爭的原貌與本質?什麼祖靈信仰,什麼大和魂,瞬光火石性命交關之際,人閃過什麼念頭?校長想保護學生、褓母不管抗不抗日就想保護嬰兒、明知族人起事卻想保護日本人、少年懼怕受累逃向外族,外族爭相殺他,日本巡查卻救了他…這些來不及以敵我利害作判斷的直覺反應,不正是最本然、最可貴的人性? 霧社事件中,花岡二郎也是不能不提的人物。他本名拉奇斯.那威,於警察官吏駐在所擔任警丁職務。若論負責,他才是該向日本謝罪的第一人。事發之後,二郎隨一郎自殺,但方式迥異。一郎是殺妻、殺子、切腹。二郎則是自縊,並依照信仰,為先他自縊的家族屍首一一覆蓋方巾。最關鍵的,是他不願妻子殉死,他要妻子為腹中的孩兒活著。他區區不到二十歲,為什麼敢於去死,他和一郎的理由相同嗎?為什麼他不負責、不切腹?為什麼選擇賽德克的死法,他想告訴後人什麼?這是對人間灰心,還是為了對得起兩邊?「妳是女人,日本官憲應不會對妳興師問罪,妳要活下去!為我們的後代生存下去!」黑夜中,他就這樣把妻子、岳母和妻子幼小的弟妹送到濁水溪畔,轉身入山再不回頭。為什麼他忍心其他家族成員去死,卻不忍心自己的妻兒去死?這看似多麼矯情,卻多麼真情! 高山初子(本名娥賓‧塔達歐)是花岡二郎之妻,父親乃「荷歌社」頭目,與莫那魯道聯手抗日。她僥倖逃過運動場上的劫殺,卻不得不與丈夫訣別。父親遭擊斃後,她被迫隨反撲的日軍返回丈夫自縊的現場,之後即受監管,從而目睹了「二次霧社事件」的慘劇。(如果說「霧社事件」是賽德克人執行祖靈信仰,那「二次霧社事件」日本人就可以說是執行他們軍國主義的信仰。道澤駐在所的主管小島源治,密令道澤群夜襲霧社遺族。抗日的六社人口原有1158名,死於戰事者644名,餘生者都拘押在收容所。再經這一夜殘殺,僅餘298名,瀕臨滅族。) 再節錄幾段「二次霧社事件」中幾個日本人的言行: 「突然而來的夜襲事件,令初子措手不及,她懷著九個多月大的身孕,直往外逃奔,由收容所奔向溪谷,才逃離了鬼門關。天亮時,初子幾經踟躅與掙扎,才潛回霧社街上。她被熟識的日警發現,留她在霧社農業指導所的倉庫內暫時棲身。初子在恐懼中不斷回想起這一夜的驚悸過程,像一隻無助的驚弓之鳥,又想起安達健治囑託一再叮囑她要留在駐在所的宿舍裡,其語中涵義確實相當清楚……安達囑託是想救她一命,所以才堅持要她不要回收容所去…」 「『反抗蕃』襲奪運動會場的那一刻,小島源治失去了二子正男。而在同一時間,一位『反抗蕃』的孩子中山清,卻從運動會場逃出來,被小島源治從鬼門關救出……喪子之痛,轉換成視『敵蕃』之子的中山清有如己出的真情,給了中山清許多照顧。他的慈祥令中山清感動萬分!但在另一方面,小島源治又是一個極權統治者的化身,是一位心狠手辣的劊子手……因此小島源治瞞著特別勤務隊,溜出駐在所,見到道澤群的頭目和勢力者(各Gaya的頭目),說明了實情。道澤群頭目大悅,欣然接受這一任務,並且在翌日凌晨殺害了216名『反抗蕃』,取回了101個首級回來向日本邀功…」 「樺澤警部補不動聲色,拿出清酒和鹹魚,三個人一面喝酒一面聊天,感覺相當融洽……父子開懷暢飲,樺澤警部補也頻頻勸酒,到喝醉時樺澤警部補拿出勳章出來,並且說:『參加戰爭,如果沒有取下敵人的頭顱,那是懦夫!不是男子漢!』已有幾分醉意的巴萬.諾門隨即說:『我兒子阿威是一位武勇的賽德克,他曾經獵過達臘都奴(日本人)的首級!』樺澤警部補鼓掌叫好,並且稱讚阿威是一位男子漢大丈夫。父子倆不疑有詐,還頻頻持酒向樺澤警部補致謝。他們告辭時,樺澤警部補還送一斗米和一條鹹魚讓巴萬父子帶回家……就這樣阿威亦列入黑名單中,10月15日即以『歸順式』之名,被當局逮捕,最後慘死在黑牢中…」 「他對於如何處置這批犯人而傷透腦筋,於是找上了眉原診療所的井上伊之助公醫,希望尋求他的協助,從他那兒得到毒死這批人犯的藥物。井上公醫相當不悅且憤怒,他說:『總督府派我到此地來,就是要我來救人,而非來殺人!……藥品可以殺人,更可以救人,但我終身選擇以愛來救人……藥就是愛…」(井上伊之助的父親,於明治39年(1906年)在花蓮從事伐樟工作時,遭太魯閣族殺害。井上於是習醫赴台,終身以愛復仇,在泰雅族的部落從事醫療及傳播福音的工作,凡三十餘年。) 同為賽德克人,戰與不戰,莫那魯道和花岡一郎不同。同為日本人,殺與不殺,樺澤重次郎與井上伊之助也不同。涉及霧社事件的日本人裡,有的心存憐憫,有的陰險狡猾,有的以德報怨,有的血債血還。哪一個才是日本人?如果不能一概而論日本人,就無法一概而論賽德克人。種族與血緣,絕難作為一概而論的標準。能一概而論的,不就只有人性的質地嗎? 初子懷著二郎的愛,生下遺腹子,熬過了收容所與川中島那些痛苦絕望的日子。昭和七年(1932年),她十八歲,日警再度撮合她與中山清的婚事。九年後,中山清獲聘為能高郡役所的乙種巡查。從莫那魯道的寧死抗日,到中山清的昇任巡查,時隔十一年,霧社的反抗意識算是完全消沉了。莫那魯道死後有知,會不會覺得這死去的一千人,以及遲遲不得平反的冤屈,都變得無謂?會不會認為中山清是認賊作父?莫那魯道輸了嗎?日本人真贏了嗎?霧社事件,究竟給了世人什麼啟示? 導演沉潛多年,如今有天時、有地利、有人和的良好氛圍,這部電影勢將掀起台灣影史上的巨大熱潮。現在是二十一世紀,我們對人類自身的了解,應該有能力超越上世紀對效忠國族、效忠信仰或主義的無條件訴求,有能力從「史實」中建立「史識」、從局部性的事實中把握宏觀性的真理。我盼望《賽德克巴萊》不是一部單純為了建立身分認同、國族自尊的電影。莫那魯道義不受辱,花岡一郎抉擇死生、初子與二郎、中山清之間刻骨銘心的愛情,共同光耀了那個荒唐的亂世與困在體制內的人心。我盼望《賽德克巴萊》是一部從這裡去開展格局的電影,是反戰而非主戰、是讓人認識戰爭而遠離戰爭的電影,是從普世價值中哀憐敵我的電影,是「告訴世人有關人性、有關愛與恨、有關究竟什麼是文明」的電影。讓觀眾看見賽德克人、看見日本人,看見人,然後看見「真正的人」。或許,不必想從歷史中學習教訓,就從歷史中學習寬恕。學到真正的寬恕,也就學到了真正的教訓。 【附註一】 文中全用真名,因為無法迴避。議論直說明說,因為不敢迴避。然而時代太近、傷痕太深,若這篇文章讓任何原住民的遺族子孫感到不舒服,請相信我沒有惡意。請相信我曾在奇萊山巔向莫那魯道致敬。請相信我,因為我知道,當漢人還沒有開始把原住民當同胞時,原住民早已一見面就把漢人當作同胞。 【附註二】 最近(2009年2月),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到以色列受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發表了一篇演說。說明他為什麼寫小說?原文經朱學恆翻譯([相關連結] http:\\blogs.myoops.org ),轉載部份於下: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將個體的靈魂尊嚴暴露在光明之下。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用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讓人們落淚的故事,讓人們因恐懼而顫抖的故事,讓人們歡笑顫動的故事。這才是我們日復一日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先父在九十歲時過世。他是個退休的教師,兼職的佛教法師。當他在研究所就讀時,他被強制徵召去中國參戰。身為一個戰後出身的小孩,我曾經看著他每天晨起在餐前,於我們家的佛壇前深深的向佛祖祈禱。有次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告訴我他在替那些死於戰爭中的人們祈禱。 他說,他在替所有犧牲的人們祈禱,包括戰友,包括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可以看見死亡的陰影包圍著他。 我的父親過世時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沒機會知道一切。但那被死亡包圍的背影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幾件事物,也是最重要的事物。 我今日只想對你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都只是一個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雞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請各位停下來想一想。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特的,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踐踏我們。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自行其是。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村上春樹為什麼寫小說,有了答案。那,導演為什麼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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